欧洲央行在12月10日的会议上批准了新的债券购买计划，并向银行提供补贴贷款，希望在欧元区准备好重新开放之前将借贷成本保持在低水平。
这位央行行长周四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举行的问答会上表示，“到了加息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加息，顺便说一句，现在还不是时候。”
美元指数去年全年下挫约7%，录得2017年来首次年线下滑后，自新年来已下跌多达1%。虽然偶尔展现韧性，但总是无法持久，因为支撑其多年涨势的因素大致已经弱化。
英镑上涨至2018年5月以来高点，被普遍归因于英国与欧盟在最后一刻达成贸易协议后，交易员纷纷平仓短期对冲，卖出针对英镑走软的保护，而不是押注英镑进一步上涨。
市场人士也指出，此次美元权重续降，较低的美元权重，会使得人民币更容易受到篮子货币变动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望进一步上升。
一位交易员表示，目前市场认为美元/人民币汇率的“红线”在6.50元，“6.52也就是留有一个余地，”因突破6.52元可能触发期权和其他衍生工具行权，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民币升至6.5元以上的水平。
今年5月底以来，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复苏，宽松货币政策亦逐步转向；而欧美主要经济体仍深陷疫情“泥淖”，宽松政策退出更无时间表；中美利差逐步扩大并稳定在250BP附近，人民币开启长达半年的升值之路。
美国利率位于纪录低点、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以及市场冒险意愿增强，都是推动美元兑一篮子货币今年至今下跌6%的因素，今年美元料创下2017年以来最差表现。
美元今年势将创下十五年来第二大跌幅，给美国带来竞争优势的同时，引起了外国决策者的关切。纵然是默许美元走软，也可能会刺激美国与贸易伙伴关系紧张。
从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到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驻东京的策略师多认为日圆最快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突破该关口。
分析人士预期，监管层将保持不直接干预外汇市场的政策立场，而可能的政策路径或是，将此前防范资本流出、鼓励流入的不对称措施陆续回归中性，同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在必要时采取调控资本流入的政策。
多数的弱美元催化剂已经在市场预测范围内，其他主要货币升值空间也相对有限；发达国家也很可能最早时间拿到疫苗，导致经济复苏早于其它国家，不能排除美国经济复苏强于预期，导致美元早于预期反弹。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继10月就业增长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后，11月新增就业9万人，失业率降至6.8%。
分析师普遍预计，如果英国和欧盟能在未来几周达成协议，英镑将继续走强。巴克莱(Barclays)周一预计，年底前达成的协议可能会使英镑突破1.35美元的关口，并继续从那里“走高”。
不过市场人士也指出，当前支持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利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但需要特别关注疫苗接种的推进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提振作用；若疫苗效果明显，人民币的优势也会消退的比较快。
上周晚些时候，澳元兑美元汇率飙升至0.75以上，为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自今年年初以来，澳元兑美元汇率已飙升近8%。
财政部长格兰特·罗伯逊(Grant Robertson)上个月要求该行出手帮助遏制房价飙升，房价飙升是由创纪录的低利率和支持受疫情影响的经济的财政刺激推动的。
由于新的封锁正在打击经济，疫苗刚刚推出，脱欧谈判迫在眉睫，预计政策制定者将在其紧急债券购买计划中增加5,000亿欧元，并将其至少延长到2021年底。银行可能会获得更多超低利率的长期贷款。
将近10年前，巴西财长指责欧美国家大肆印钞之举有如发动经济战，时至今日，当年促使一些国家努力压低本币的部份条件，似乎又再度形成。
随着股市11月大涨，在避险环境中表现良好的美元上个月下跌约3.0%，今年以来贬值近6%，可能录得2017年来最差年度表现。
他们并指出，从季节性因素看，年底客盘结汇需求较多，这亦对人民币构成支撑。另外在美国新政府开启权力交接并陆续公布人事任命后，市场对美元回流风险担忧消退。
本月以来，离岸人民币即期、远期价格大部分时间较境内更强，呈现出做多人民币的更高热情。不过，外汇期权市场走势似乎恰恰相反，期权隐含波动率和风险逆转(RR)指标均指向离岸市场对贬值的担忧更加强烈。
前财长、现为哈佛教授的萨默斯在给下任财长的公开信中表示，需要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意味着“积极寻求美元贬值或漠视美元都是不明智的”。
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引发了美元的混乱，一会儿威胁要干预，一会儿又担心美元的走强，然后——往往是在同一天——采取了矛盾的立场。从克林顿的政府到奥巴马的政府，联邦政府坚持认为强势货币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实力。
德贝尔称，“对我们走这条路的预期，我们已经看到汇率显著下降，足以对经济、就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他指的是从9月中旬到11月初一揽子政策宣布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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