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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了最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题目为"好时光、不确定的时光：现在应做好准备"（Good Times, Uncertain Times: A Time to Prepare）。
在5月10日在京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介绍，本次发布的亚洲经济展望报告有三个重要信息点，即短期预期强劲、面临不确定性、政策制定应保守。
IMF报告预计，亚洲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短期发展前景料保持强劲。在2018年和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均预计达到3.9%的背景下，IMF预测亚洲未来两年的增速将达到5.6%，相比2017年的实际增速5.7%略有放缓。
单就2018年增速预期来说，刚刚公布的5.6%较IMF 2017年10月公布的预期5.5%提高了0.1个百分点。从亚洲内部的具体数字来看，发生这一调整的原因在于IMF将2018年亚洲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的经济增长预期由原本的1.7%大幅提升至2.0%。对于亚洲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2018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则维持了之前6.5%。
之所以对亚洲前景持乐观态度，席睿德表示，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复苏均受到了以下四个因素的驱动，即投资保持稳健增长、国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美国的一系列财政刺激利好经济回温、各国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利于提振国内需求。
他还强调，使全球经济复苏或优于预期的两大驱动力是自由贸易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基建投资的成功落实，而成功的标准应包括债务可持续性和基建项目的高质量。
就中国的经济前景来说，IMF维持了上月在其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发布的预测，2018年和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6.6%和6.4%。IMF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之所以从2017年6.9%的水平放缓，与政府收紧金融、房地产和财政政策的合理结果相一致。
多位专家在报告发布会上阐释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理解。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表示，这份报告应结合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4月在香港大学的讲话来解读。拉加德彼时已重申对亚洲经济前景的信心，"亚洲的前景依旧光明，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因为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3。"
中证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胡玉玮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主要在于新经济。经合组织（OECD）对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有两种定义，按狭义的定义衡量，中国数字经济贡献了GDP 的6%左右，广义上中国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也不到20%，这一水平几乎只是全球平均值的一半，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
胡玉玮表示，他对新经济的增长前景也非常看好，因为在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的发展速度已远超欧美，且正在向东南亚等地区输出经验，中国在经济创新上并不输给他国。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虽同意中国制度红利和增长潜力未完全释放的看法，他提示中国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应着力防范金融风险。比如针对国企"去杠杆"这一问题，瞿强认为应参照上世纪末国有企业建立竞争机制吸引资本的成功先例，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把杠杆降下来，"过快地推进'去杠杆'而导致经济增速的减缓，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了。"
除了旧动能之外，瞿强还认为政府在催生新动能方面也不应过多干预。政府通过不当的政策来干预经济创新，对于刺激新经济来说并无裨益。
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胡玉玮也主张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表示，在资产新规出台、金融监管加强的框架下，市场正积极地调整适应，以促进金融体系更趋开放成熟。
除中国外，亚洲的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预计保持稳健增速。日本2018年的经济增速或将达到1.2%，实现连续八季度表现强劲。在外汇兑换和税收相关政策短暂打乱印度经济增长节奏后，本年度印度经济增速预计将反弹至7.4%。
尽管短期增长前景乐观，IMF在报告中提示，中期上，亚洲经济仍面临四大不确定性的严峻挑战。
首先，全球货币政策存在骤然紧缩的可能性，各大央行推进正常化进程或将破坏亚洲经济的上行趋势。席睿德指出，全球历史上数次市场动荡都出现在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之后，近期大幅波动的美债收益率及美元走势或在预示更大规模的经济震荡。
席睿德进一步表示，对于家庭和企业杠杆水平都偏高的中国来说，"去杠杆"等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更加显著。美联储稳步加息，亚洲的资本流入规模较之前也可能有所缩减，进一步打击中国市场。
但他同时提示道，正常化带来的潜在冲击尚有缓冲的空间。由于美国经济发展轨迹和美联储制定的点阵图日趋吻合，美联储意外加息的可能性有所降低。通胀率虽普遍有所上升，但尚未达到目标值。在亚洲和全球经济复苏正酣之时，各国政府可预先准备好应对措施，防止货币政策紧缩使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至此终结。
其次，IMF提示全球贸易冲突或促使各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贸易及金融市场构成威胁。如席睿德所说，"每个人都在担忧贸易问题。"
除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带来全球供应链断裂、商品资本流通减弱、消费品价格上涨、全球化进程遇阻等直接风险之外，贸易战的恶果也会波及非贸易领域。IMF报告指出，国家间的贸易纠纷将打击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影响FDI和国内投资，并对金融市场形成冲击。
针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关键角色，IMF驻华副代表张龙梅指出，由于诸多国家与中国都存在供应链上的联系（supply chain linkages），中美两国深陷贸易战泥淖，这使得其他国家也受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之害。若中国经济增速被贸易冲突拖缓，其负面溢出效应将波及亚洲以至全世界。
在货币政策收紧、贸易战的威胁下，亚洲面临的第三大不确定性来自美国税改政策对该地区的未知影响。IMF在报告中预计，2020年将是美国税改法案利好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巅峰时期，它将拉动美国GDP增速提高1.2%。这1.2%预计会给亚洲经济增速带来0.2%的溢出效应。
但长期来看，美国的减税政策对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虽然积极，力度却不大（marginal）。且美国大幅、永久降低公司税后，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要超过亚洲，苹果或将引领众多美国企业撤回在亚的巨额资本。此外，美国的低公司税率还可能在亚洲地区引起税率竞赛，这一系列税改相关的动作将引发亚洲市场的新一轮波动。
除以上三点之外，IMF还在报告中提醒各国，在中期上警惕朝鲜半岛问题、各国大选、网络安全等地缘政治因素对亚洲未来的负面影响。长期内，亚太地区则面临人口老龄化、生产力增长放缓和数字经济等重大挑战。
在亚洲短期经济前景乐观、中长期存在下行风险的预期下，IMF在报告中建议各国政府继续实行保守的经济政策，注重风险缓冲的准备、提高经济体系韧性。当下通胀率虽未有明显起色，通胀突然走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需要政府机构既谨慎又变通。
IMF的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的通胀受三大因素的左右。首先，美国通胀和大宗商品价格若走高，亚洲通胀数据也会作出回应。其次，通胀越来越变为"后顾式"（backward looking），实际通胀越来越脱离通胀预期的影响。最后，通胀率对经济活动热度的敏感度有所下降，美国的低失业率并不能使通胀率随之攀升。
对应以上三个要素，IMF认为各国决策者应及早应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改善货币政策框架以加强通胀预期对通胀的指导作用、推行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ies）来缓解金融系统风险，灵活面对通胀上升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