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自2002年12月走马上任，15年任职期间，他先后向三届总理、四届政府汇报工作。而回顾周小川这“漫长”的职业生涯，2015年必定是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对于股民来说，2015年不是什么好的回忆，但对周小川来说，却是其最高光的时刻。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
2015年8月11日上午，中国央行突然在外汇交易开盘前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较前一日下调1136个基点，相当于贬值1.86%。
这场后来被称为“811汇改”的事件，是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降幅，也让周小川站上了风口浪尖，得到了两极分化的评价。
批评的人指出，汇改导致了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加剧。
赞美的人则宣称，“新汇改”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不过这一切，在三个月后都变得不再重要。
2015年11月30日（北京时间12月1日凌晨1点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满足了可广泛使用的标准，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五种货币，比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
“人民币入篮”无疑是周小川在央行留下的最辉煌的一笔，但这一笔却早已在7年前就已埋下。
时间回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留下的疮痍依旧遍布世间。
其时，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
周小川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使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授权建立了一个联合国国际货币改革专家委员会，简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该会在后面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解决三大问题:一是需提供一个比美元更稳定的国际价值储藏载体；二是储备资产积累要与其货币发行国贸易赤字相分离；三是对经常账户盈余国的约束。为解决上述问题，一个最现实的办法是大量增加对SDR(特别提教权)的发行与使用。”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小川）的想法影响，贯彻了他的想法的机构，这就很厉害了。而且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过程中，他（小川）的观点是非常有分量的。”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成员如是表示。
可以毫不吝啬地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周小川是有着巨大贡献的，这也大概是外国同行戏称他为“人民币先生”的原因。
反映在2015的这两件具体的事上，也仿佛是这15年来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的缩影。
有改革的魄力、有前瞻的智慧，周小川用他的外圆内方为中国央行赢得了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一致尊重。
至于如何评价周小川这十五年的是非功过，不如借用下《经济学人》对其的评价，“If you seek his monument，survey China’s econom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