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越发频繁地见诸媒体。尽管习近平的具体行程安排未定，但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及“会尽量设计一些活动和场合”，让智库都能来参加看，习近平将首次与美国智库进行接触已经不是痴人说梦。

长久以来，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一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方面如若能借助此行影响美核心智囊，无疑将是一次重要的外交胜利。此外，这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或是一场冒险公关。前往美国智库演讲必然要直面学者的尖刻问题，这种“舌战国师”的挑战既是习近平成为国际话语体系意见领袖的一大突破口，也是其展现挥洒自如的个人领导魅力的试金石。
 
用智库撬动华府
 
在西方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美国智库属于佼佼者，堪称华府“政治精英”的集散地。借助新闻媒体这只“无形的手”的推波助澜，它们影响着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有关决策，以及华府整体对华舆论环境。根据最新数据统计，美国智库有1800多家，但在外交及国际关系领域真正能够称得上华府政策“大脑”和“传声筒”的知名智库有20家左右。它们虽不能代替官方立场，但能反映和影响政府决策。一些政府政策反过来也能映衬智库的意见建议。

习近平此番访美将直面美国智库的精英人士

 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美国智库通过研究和影响政府政策，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四部门”。华府的“旋转门”机制则保证了智库成员到政府官员的转变，以及政府官员离任后加入（或成立）智库“发挥余热”、“韬光养晦”，以求来日谋得政府更高级别的职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旋转门”机制构建了美国智库同政府间相互影响的巨大网络，从而赋予了美国智库特殊的外交地位或第三方外交平台。
 
所以，很多东西方国家和地区都非常注重建立与美国智库的关系，以色列、沙特、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的政要尤其熟谙此道，经常上门，甚至送去大笔“义援金”。今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台湾2016年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均已赴美国，通过智库这一“准官方”平台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各自预想中的效果，相比于此中国在这一方面显然比较欠缺。
 
最近一段时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外交关系协会（CFR）等智库的“中国通”或相关领域的学者及研究员都开始为9月华府习奥会建言献策，其中不乏一些“强硬对华”的声音。尤其是一些极端、偏右的智库，近来对习近平改革与反腐、中美网络袭击、南海争端的看法较为消极、负面。它们甚至提出了一些不符合中美关系主调及现实的反制措施。而网络黑客和南海争端也恰好是奥巴马政府近来频繁向中国施压的议题。习近平此次访美亟需强化对美智库外交，以此影响美国智库及媒体舆论，使其为中美关系发展大局和大势更好地服务。
 
为铺路习近平方面，近1年多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已频频穿梭于美国智库之间，紧密接触包括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lnstitute of Peace）和美国进步中心（CAP）在内的一系列智库。习近平若接受邀请前往，至少能够象征性地鼓舞美国智库这种研究，而且还能够给予美国智库面对面了解习近平的机会。习近平可以间接影响到美国智库和媒体及利益群体，稀释和影响美国对华片面舆论。一些偏激的中国通或许能够通过此次公共外交看出些“蛛丝马迹”或“门道”，调整或改变观察中国政治及中美关系的思维模式。
 
最重要的是，在习近平在国内已经将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纳入改革计划，将新型智库建设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与美国智库互动，也有助于激励中国新型智库建设，让中美智库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美关系。
 
用魅力融化偏见
 
当然，在习近平对话美国智库或能够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新的契机之外，同时也是对习近平本人个人魅力以及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不同于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内的外国政要，往往倾向于在诸如“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内的场合，侃侃而谈、直接宣誓自己的内外主张。相当多时候，中国领导人往往情绪不外露，显得戴上了一套厚重的“人格面具”（persona）。而当他们难以在西方环境下形成互动时，久而久之西方形成了对中国的“刻板成见”。
 
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发表讲话，江泽民1997年访美曾在哈佛大学演讲，胡锦涛2006年的访美演说则选择在耶鲁大学。虽然三场讲话内容文辞典雅，内容隽永，但任何有机会接触过类似访问的观察家还是会对几位中国伟人在活动中未能扭转中国形象的实际表现而扼腕。
 
如果说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美国的活动与演讲，尚能让世界看到一个精干、极富活力的中国领导人形象。那么江泽民以及胡锦涛二人给人留下的就很有限。中美媒体虽都曾津津乐道于江泽民访美时弹吉他助兴、在怀基基沙滩游泳一小时等细节，可在关键的讲话与互动领域，拿起讲稿的他就变得索然无味起来。而到胡锦涛访美时，外界对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评价则更要“低”上许多，不仅美前国务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在新书中批其“高高在上”，“表现呆板、面无表情”亦成为外国媒体对胡锦涛的统一印象。
 
与江泽民、胡锦涛的内敛不同，西方媒体早就指出习近平更愿意展露自己的个性。无论是其“中国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言论，还是亲抚地震灾区的儿童，前往“庆丰包子铺”的举动，都让中国内外见到了这位中国新领导人的“独特一面”。
 
2006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团赴美考察时，讲了很多数字，虽然手头有讲稿，但总是脱稿讲话，讲得很有感情”。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国内多处场合要求“不准念稿”，倡导“脱稿讲话”。此次去智库直面这些身在江湖，在研究和批评中国时都“敢想”、“敢说”，甚至“会说”、“能说”、“巧说”的美国精英。如果习近平可以丢掉发言稿，拿出他前往“庆丰包子铺”的气概，那么他在“展现出一种充满人情味的个人风格”、凸显自己领袖魅力与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将是北京在世界上改善不懂公关形象、塑造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地位的一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