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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三轮量化宽松开始，基于Tobin's Q的估值已经失去平衡，估值泡沫1996年早期的互联网泡沫的水平。为了避免两个泡沫间的互相影响，市场分析师对Tobin’s Q值进行了修正，将商业房地产资产从净资产中减去，因为增长的房地产价值转变为泡沫后会造成公司净资产上涨的假象，从财务上看就会偏离其真正的价值。修正后的Tobin’s Q显示，其值与1997年末或是1998初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水平仅略有偏差。
Z1报告估计2015年第一季度美国上市公司股票价值会达到23.1万亿美元的峰值。这直接将修正后的Tobin’s Q的估值推至该季度的一个周期新高点。而标准Tobin’s Q估值法则显示该峰值的出现应在2014年中期，说明房地产资产至少在2014年中至2015年第一季度期间对公司股票有影响。当然两个Tobin’s Q的估值都显示，越是更近的时期的股市大跌越是难以带来更平衡的股票股价。而Z1对第三季度的股票预测显示从峰值的跌幅会达到10%，说明在考虑估值效应的情况下，Z1报告确实捕捉到了2015年夏天股市的异动。
下图显示了用Tobin’s Q的估值与其他基本分析的方法得出的观点基本吻合，比如已公布的公司利润和Shiller’s CAPE比率.
估值上的极值能暗示远期回报率的极值。虽然如何得出这些极值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知道的一点是，当股票处于高估值点时，远期回报率将会跌到历史低点，低到让投资者认为不适合长期持有股票的地步，而低估值带来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把调整后的Tobin’s Q值与10年标普500远期回报率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这两者的负相关性。
到目前为止看，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投资者即使从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就开始连续持有十年的股票，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实际收益。1929年大萧条和恐慌造成的最大损失不一定是股价大跌带来的损失，而是股市从低点反弹、平复损失所需要的时间，这往往需要几年的修复和持续反常的刺激。
以2005年底为例，修正的Tobin's Q仍在1.82的历史高位，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即使互联网泡沫已经很爆破，但美股市场却并没有像其他熊市阶段一样调整估价极值。在这个估价水平上，标普500十年远期名义回报率达到了62.8%，根据CPI调整后的实际回报率达到38%。年化和复合后的名义回报率仅为4.6%，实际回报率更是只有惨淡的3.0%，即使同期的股价已经回升到了记录高位附近（标普500高于2000点，Z1估值达22万亿）。相比之下，2005年最后一日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4.39%。
修正后的Tobin’s Q值为1.5时能够得到最大回报率，而标准Tobin’s Q下的最大回报率则更低。一系列资产泡沫毫无用处，因为即使是最乐观的货币主义者，在他们意识到泡沫已经是泡沫的时候，也不会“火上浇油”，继续吹大泡沫。而在考量Tobin’s Q这一指标的过程中，从经济学角度粗略地看，Z1账户为思考资产通胀的低效性提供了有用的的数据。
倘若以GDP为基本股价指标来比较企业股票，这种失衡更为严重（这个观点会受海外活动的影响有所偏离；也就是说，有些股票价值是由不计算在GDP内的真实经济增长导致的）
与Tobin’s Q一样，去年股市大跌基本没有消除估价极值，股票仍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估价。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市场分析师可以通过比较商业债务（包括公司业务和非公司业务）和GDP来讨论杠杆对企业业务的经济效应。粗略地看，这种关系持续反应了债务增加但同时增长放缓的长期过程，而这个过程无疑是分析师所看到的21世纪结构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杠杆的经济效率而言，2015年第四季的表现与2008年第一季度一样低迷，仅仅好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最低点。
与消费性支出相比，低效性同样体现在家庭部门。若真如经济学家所说，财富效应真实存在，市场分析师就应该看到家庭净资产（通过Z1中股价和房价可以计算）和国内最终销售额（忽略商品和服务产地的美国消费总值的GDP报告）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向估价极值逼近。
鉴于财富效应在量化宽松政策中被给予的厚望，这种微弱的关系变得更令人苦恼-它们会重新带动资产价格的膨胀，但却缺少足够高的支出来消除上文提到的严重失衡。这种低效性正说明了一个常识，即比起资产泡沫，支出则更多的是由收入（和永久性收入）决定。财富效应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政府注资政策方法，但这种方法目前却无法像他提出的其他方法（如收入再分配）那样实现具体化。单纯为了支出而支出并不能激发更有成效、更持续的经济活动，当今的全球经济现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