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财网外汇资讯】-今日的央行决策者们肩负着一项艰巨任务。一方面债务水平之高前所未有，资产价格在多年刺激政策和近零利率的呵护下严重膨胀，另一方面他们要竭尽所能，让备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摆脱对低成本资金支持的依赖。

更麻烦的是，出错的风险比任何时候都大，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并没有过加息的经验，也几乎没有人体验过在面对通胀率达到多年高点且远超目标时不得不这样做。

“即便是在过去，所有央行都要面对抗击通胀的任务时，事实证明，要实现‘软着陆’，在不造成经济衰退的同时把通胀降下来，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波士顿学院经济学教授Peter Ireland说。

虽然目前在任的一些央行决策者在上一个10年的后半段，经历过一个幅度不大而且后来迅速被逆转的加息周期，但有些人甚至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资借鉴。

日本央行目前九名审议委员中，没有一人发起过加息提议。就连副行长雨宫正佳虽然赶上过央行的上一次加息，那是在2007年为了应对后来被证明是短暂的通缩缓和期，但当时他也并非担任政策制定者的角色。

而在欧洲央行，上一次加息是在2011年，当时作为管委的荷兰央行行长克诺特上任还不到两周。他是目前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25名成员中唯一和这类行动沾得上边的成员。

一些人认为，2011年的两次加息正值欧元区债务危机前夕，已经被作为欧洲央行成立20年来最大政策失误而被载入史册，可能会造成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

ING经济学家Carsten Brzeski说：“确实存在犯下政策错误的风险，过于鸽派的时间过长，部分原因是机构记忆。”

当代央行行长对于提高借款利率的任何犹豫态度，都可能会因为一个新的紧迫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疫情时期的紧急刺激计划所造成的巨额债务负担。

2020年，债务创下二战以来最大的一年增幅，使全球债务达到226万亿美元，仅政府持有的债务就上升到全球产出的99%，创出最高纪录。

在这样的债务水平上，即使央行行长提高借贷成本的一个很小举动，各国公债也会感受到影响。

曾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古哈德(Charles Goodhart)告诉路透：“并不是他们(央行行长们)不情愿，而是他们的政治主人很快就会开始发声抱怨。”

“因此，如果他们变得非常不高兴，往往会反馈给你，当然他们会变得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