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迪亚
美联储主席、日本央行行长和中国央行行长在2018年初全都将走马换将，2019年欧洲央行行长也将换人。
这些新的央行领袖将必须处理2007-2009年危机及其后续余波的余毒，以及新生成的风险。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为拉抬各自经济所购入的约10万亿美元资产还留在帐上，而且将必须予以缩减。全球通胀率顽强地低迷，加上经济成长疲弱，让重回更传统的政策变得更加棘手。同时民族主义的兴起则可能侵蚀央行的独立性。
更有甚者，加密货币和其他科技的普及有削弱央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之虞。
“坏消息是，在危机中人们寓学于做。”长期在美联储任职，现任投资公司Standish Mellon首席经济学家的Vincent Reinhart说道。“下一批人是否具备容许他们那么做的经验呢？他们是否会进行测试？”
外汇交易员指出，央行行长的更替可能导致央行政策进入不可预知的方向。
在美国，当耶伦的任期在明年2月初结束时，特朗普将获得机会在美联储贯彻他“美国优先”的理念，而联储是一个具有无可争议的全球角色的机构。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推出令人震骇的、达到纪录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扶助日本经济脱离多年滞胀而广受好评。黑田东彦的任期将于明年4月结束，预计日本经济将持续增长，但通胀仍远低于央行的目标水平，助燃人们对央行政策整体成效的质疑。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任期将到2019年底左右，但对继任人选的博弈可能让欧盟内部的紧张关系延续，英国退出欧盟、经济超级大国--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利益冲突、对民粹主义兴起可能削弱欧洲央行为欧元区19国制定货币政策的能力的担忧引发了这种紧张关系。
“考虑到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割裂，欧洲央行的行为可能会相当大幅地摆荡。”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普森称。
耶伦、黑田东彦和周小川周日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间隙，一同现身就全球经济发表讲话。
对于一群在任期内改造了央行的人来说，这就像是某种形式的“告别会”。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各国货币政策决策者通常避免暗示相互间的直接合作，基本上根据国内需求调整政策。不过，目前在任的这四人已共同执掌全球金融系统多年，他们在数不清的国际会议上会面和讨论，并且一起应对重大危机。
在此期间，他们推出了开放式的央行资产购买计划、引入了负利率、防止欧元区分裂、并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及进行汇率改革。2004年以来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既帮助制定危机应对措施，又引导美联储转向更常规的政策。
*新领导新主张*
政策有可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耶伦以及尤其黑田东彦在明年春季任期到期后，可能获得连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料将于2018年上半年退休，最有可能的接任者之一和他属于同样的改革派。
“我不确定他们三个是否都会离任。”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表示。迪塞尔布洛姆将于1月任满离职。
“一般来说，失去经验总是有风险。但这也是生活中无法改变的现实。”
但现在看来情况可能是，到明年年初，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将有新任、可能更加内向型的央行领导人。
周小川的继任者上任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大力推进政策向市场化转型，以及如何解决庞大的地方和企业债务问题。
而可能接任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一些人选，在利率、通胀和如何对抗严重经济衰退等方面与耶伦看法不同。
前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白井早由里称，美联储从近零利率和购债平稳过渡到稳步收紧的货币政策，证明了耶伦坚定的掌控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这种平稳“归功于美联储在耶伦领导下与市场的沟通技巧得到提高。”她说。
Reinhart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央行已经处于过渡期，因当前央行领导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有助于平稳交接。
比如，无论特朗普提名谁担任美联储主席，都将有一个明确的“渐进”升息路径和缩表计划可供依靠，至少最开始会是这样。外界也预计德拉吉将在余下任期内缩减欧洲央行购债规模，并朝着更传统的货币政策迈出最初的步伐。
周小川为人民币作为全球性货币的更广泛使用打下了基础，为他的继任者减轻了国内外对中国有管理汇率制度的压力。
但继任者必须对新问题保持警惕。金融监管仍在不断发展演变，似乎很少有政府愿意解决债务高企及权益支出上升的问题，抑或是成功应对了工作和薪资方面的变化。
Posen警告称，鉴于通胀和利率依然十分低迷，政府拖后腿，而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十分紧密而复杂”，新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一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做法。
“我们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工具和理念去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