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薇薇
美国企业和部分家庭看上去会在明年欢庆低税率到来，但是在中国，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首个重大立法成就得到的欢呼声恐怕相对微弱。
对中国而言，尽管低税率掀起美企汇回利润潮是首当其冲的风险，但其影响料在可控范围之内。更值得担忧的是税改提案对美国通胀和利率的影响，因为中国自身的货币政策以及外商对华投资的前景都可能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当前外商对华投资已经接近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可能已在中国累积了大量现金，并有可能把这笔钱汇回美国，这当中尤以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最受关注。过去三年里，苹果在大中华地区实现的营运利润总额接近600亿美元。
尽管这当中部分资金可能已被转至其它地方，但这个数字听上去仍然相当庞大。不过，和2015年还有2016年吓坏投资者的资金大举从中国外流相比，这个规模仍难以相提并论，当时中国的资金外流最高曾达每月1,000亿美元。从那以后，中国加大了资本管控力度，而中国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也提高了中国债市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
更值得担忧的是长期影响。自2013年底以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呈下滑趋势，这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效率和创造就业方面都更加领先。美国更具吸引力的税收环境再加上能源成本低，有可能导致分析人士谈论多年的美企“回流”现象提速，也可能令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放缓。
最后，美国大举推出财政措施可能恰逢一个尴尬的时刻。随着中国2015年和2016年庞大刺激措施效果渐消，房地产市场也逐步降温，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在2018年出现更明显的放缓。而中国在2018年底或2019年初重启宽松周期时的国际环境，则可能恰好因美国通胀走高和加息提速而更趋复杂。
特朗普迄今基本上未能在贸易方面迫使中国做出巨大让步。不过，他到卸任时留下的一大政治遗产可能是为美国打造了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而这恐怕会给美国的贸易伙伴带来巨大冲击，包括备受非议的中国。
交易员表示，美国税改总量上中国的进出口有望改善，但贸易顺差，尤其对美顺差可能下降，原因在于引发的资本回流。政策上，中国甚至全球通过财政竞争吸引投资诉求回升，相对来看，欧元区和一些高负债 EM 经济体压力最大，中国也存在较大财政压力，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税收压力在上升（因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几大基金的存量也在下降（前期国企利润上交比例上升是个证明）。另外，通胀上升，美元升值，美债收益率上升都对中国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今年以来，人民币的反弹，很大的原因是美元指数的持续疲软。而美元的走弱，又是因为金融市场从此前亢奋的‘特朗普交易’掉头到另一个极端。
如今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通过，金融市场对美元的定价，可能会有一波纠偏式的反弹。结合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持续走强，形成一波长期的美元强势表现。
强势美元，叠加资本外流的压力，对人民币来说，就构成了双重的贬值压力。
另外，房价方面也有我们需要关注的要点。在‘冻楼’的行政干预与严格的资本管制下，资产价格的破裂，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随着美国经济三大组合拳的持续施压，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将持续承受被动萎缩的压力。
这三大组合拳即是：加息+缩表+减税。
逻辑简单而清晰：美国未来持续的加息会继续拉大中国两国的利差，这在利率平价的底层规律下，会对人民币形成中期的贬值压力。
中国为了维持相对均衡的利差水平，不得不在某个时点（可能在本月或明年上半年）被动加息（尽管中国央行的自主性在增加，但还远远未到可以脱离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步），而（持续）加息往往是刺破资产价格泡沫最有力也是最根本的工具，效果相当于釜底抽薪。
缩表其实和加息的效果类似。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这会对美元形成支撑。强势美元会让人民币形成压力，中国央行要保持汇率稳定，必须同样‘缩表’，收回市场过多的人民币。
只是在中国的缩表，更多地表现为商业银行系统的去杠杆，而商业银行去杠杆，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房地产的去杠杆。而减税的逻辑，则是通过降低美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进而引导全球资本流入美国，进而也会对人民币资产形成下行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