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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avis看来，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若持续加深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是当今至未来三年内，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自2006年以来最低的投资回报前景”， Davis表示，这源于近年来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只是一种机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刺激短期经济表现，但这不会改变经济的长期发展生态，对企业的发展也作用有限，相反还有可能会带来杠杆风险。
Davis认为，过去几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低利率环境，预计今年内，全球部分央行，如日本及欧央行或会出现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情况。
“经济增长应更关注经济结构、科技、人口、全球化进程等，而日本、欧洲等经济体真正需要的正是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对此没有影响，以前从未有，以后也不会有。”
在Davis看来，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若持续加深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是当今至未来三年内，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另一个则是中国经济放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并不担心中国内地股票市场的大面积抛售情况，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毫不怀疑，而是结构性问题—— 二、三线城市的杠杆正在不断增加，房价在过去的两、三年内与经济基本面脱轨”，Davis表示。
他指出，面对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也给出了清晰、连贯的改革计划，如国企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然而，若短期内经济增长出现暴跌，或会令改革的步伐中止，而为了避免短期内的经济衰退，一些政策有可能会带来长期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或许会进展缓慢。
“这就好像中国在过河，桥很窄，但很清晰，而一些国家甚至连桥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中国还是做的很成功，如果最终改革没有成功，那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坚持下去改革。”
然而，在Davis看来，中国包括整个新兴市场的经济放缓，并不意味着这里的资本市场不再值得投资。
“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的确在减速，或许主要受中国影响，投资者们不得不重新设定对新兴市场的增长预期” ，Davis表示，但事实上，资本市场的长期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毫无相关性，估值反而更重要。
“经济增长好过预期，的确会短期内影响市场表现，但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仍然是估值——公司的现金流、盈利能力以及是否有好的‘故事’”，Davis说到，“投资者因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来决定是否投资这个市场是不对的，其实新兴市场目前的估值还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