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社评）

关于高铁「一地两检」安排，律政司长袁国强、运输及房屋局长张炳良等特区政府官员，到深圳与港澳办等官员商讨，会议释出的信息显示，内地与港府开始具体处理这个棘手问题了。「一地两检」涉及内地人员来港执法，这在目前政制争拗炽热，内地与本港相互信任陷于谷底之际，显得十分敏感；若处理得好，则可缓解绷紧局面。中央若从信任港人角度处理此事，问题有可能迎刃而解，也有利于重建互信。

口岸事务授权特区，西部通道已有先例

高铁以载客量大、高效率见胜，特别是速度乃高铁核心竞争力。香港段高铁与内地其他高铁路段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无论列车南行与北行，都涉及内地与本港出入境。若未能安排「一地两检」，列车要在内地和本港分别停车，则因处理旅客出入境事宜，造成高铁方便快捷的优势无从发挥；若出现两地两检，高铁的高速效能形同报废。因此，高铁「一地两检」必须落实才对香港有意义，否则与现行直通车无异，那就不值得花费数以百亿元计巨资兴建。

其实，「一地两检」已有先例。2007年西部通道开通，联检大楼设于蛇口，即是深圳湾口岸，特别划出的港方口岸区占地约41公顷，本港执法人员获授权在区内执行香港法律。按这个联检安排，旅客过关只需下车一次办理出入境手续，毋须如其他陆路跨境口岸上下车两次，可节省最少10分钟。高铁在西九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理论上似乎可以效仿行之有效的深圳湾口岸模式。

不过在实质上，深圳湾口岸模式是本港司法往上流向个人权利保障较低的地方，这套模式若搬到西九总站，那是内地司法往下流向法制较成熟的地方，即是行使一套对公民权利保障较有争议的法例。这两方面的司法流向，由于触及香港的核心价值和赖以繁荣稳定的基石，港人不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般当作看不到；因此，大多数港人难以接受这两地司法流向，这与主观认知大事抑或小事无关。

有意见认为，在西九总站「一地两检」，只要限制内地人员在职务执行的活动范围，就应该可以接受。不过，关键是内地人员在港执行内地法律，涉及的不止是一般法律执行问题，还有「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的核心内容。港人受到的牵动，并非全国人大进行相关立法，然后增列于附件三就可以平复，而是两制界线模糊之后开了先例，港人担心类似法律会否陆续有来，使人忐忑不安。

关于高铁「一地两检」，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一地两检」必须落实，否则迄今仍然不知道超支多少、不知道延宕多久的高铁工程就应该停工，毋须建造下去；另一是「一地两检」将在西九总站进行，涉及引入内地法律，然而内地法律怎样执行、如何做到原先设想又可以避免出现动摇港人信心的效果？有意见认为不由内地人员在西九总站执行相关内地法律，是较恰当的折衷做法。

信任是赋予责任,特区应展示能力

《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特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据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示，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是人大的决定。比照这个先例，人大和常委会或中央政府只要授权特区政府负责执行内地在西九总站的角色和职务，即是由港方人员代内地执法，在宪制上有依据。这个安排，初步看来，有几方面好处。

首先，内地法律以符合两地人民福祉的目的，可引入香港；其次，高铁落实「一地两检」，可发挥高效率，保持竞争力；第三，可纾解港人对「一国两制」被侵蚀的忧虑，增加对前景的信心；第四，港人可感受到中央的信任，这对纾缓两地矛盾，增强互信，重塑两地良性互动，都有积极作用。关于这四点，以「中央的信任」最重要。按目前的政治氛围，难以揣测中央对这个意见的取态，不过在历来香港事务，「特事特办」事例甚多，这是香港事务特质和「一国两制」所决定了的，若中央按这个思维处理「一地两检」，则局面有望豁然开朗。

对于特区政府而言，若获中央信任，授权处理「一地两检」，则这样的信任，实际上也是一项责任。特区政府必须克尽厥职，才不致辜负中央的托付。中央授权特区政府是可以达至多赢的选择，现在特区政府应该做的是先制订一套执行方案，然后向中央提出，让中央认同本港有能力代内地执行联检，从而化解被认为内地法律不能引用到港的困局。中央信任港人、特区政府要争取中央的信心和信任，是处理高铁「一地两检」的关键。

注：以上的评论仅为摘要，并且不代表路透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