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冰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一个底层的、普通的美国人所感受到的失业威胁和再就业的痛苦跃然纸上，70%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2008年之后的国家经济状况在恶化，工作机会在减少，投票给特朗普就是希望这一状况能有所改观。
特朗普目前并没有公开自己将任用哪一位曾服务于共和党政府的总统经济智囊，但就获选后第一次接受采访所展现出的“决不食言”的做派来看，他在竞选时反复提及的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势必成为他上任后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先不说这两个政策能否实现4%的经济增长和改善普通美国人就业状况的目标，单就政策的实现性来说，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对于已经负债累累的美国财政来说，它们都意味着“屋漏偏逢连夜雨”，钱从哪儿来？
对于一个因为抗税而独立的联邦国家来说，财政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小事。在奥巴马任内，政府如何收钱和花钱就已屡次成为政治焦点，国会两党在此问题上既合作、又斗争，斗争的分歧在于对谁加税，而合作的基础就是都不敢触及和翻越债务上限。最有趣也是最无奈的一次合作，莫过于2013年10月1日政府因为没钱关门之后于2013年10月17日正式恢复，这个时间点非常耐人寻味。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10月1日是美国政府新的财政年度的开始日，同时也是奥巴马医改的大日子，根据《平价医疗法案》的要求而设立的医保交易所将开始运作，此时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拒不批准总统的当年预算，导致政府因此关门，法案实施被迫搁置。而经过16天的紧张斡旋和谈判，众议院于16日晚投票通过议案，奥巴马17日凌晨签署议案，从而正式结束了关门风波。
其实，其中的奥秘在于，如果再没有预算以及根据预算的拨款去还利息，美国的债务上限就将在17日要被突破。所以看起来热闹的宫斗，实际上有着共同的底线，而奥巴马在关门伊始就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
美国国会制定的明确财政纪律的最后一个重要法案，是1990年老布什任内的《预算加强法案》(BudgetEnforcementAct)，该法案强调要努力实现盈余，而具体措施就是明确了社会保障等项目要遵循“现收现付”原则，从而极大缓解了制定于1985年的GRH法案给每年都设定的财政目标的政府压力。松绑之后的美国政府乘着上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东风，在1998~2001年首次且连续四年实现了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财政盈余，这反倒使得本来应于2002年才到期的BEA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事实上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BEA之后，美国国会没有再出台纲领性的法案，所谓的财政纪律只剩下了一个继承于1939年的债务上限原则。金融危机发生后，种种的特别刺激计划的出台，使得奥巴马必须对此作出反应，2011年8月2日，奥巴马签署了《预算控制法案》(budgetcontrolact，BCA)，该法案确定了自动减赤机制，实际上是重申了唯一的纪律要求——债务上限的重要性。
但是，自上述的政府关门风波后，美国国会对财政问题的立场在事实上已发生微妙变化。两院不再对债务的上限做具体的数额描述，取而代之的是明确允许债务发行到什么时候，比如，2013年10月17日，奥巴马签署法案重启政府时宣布联邦政府债务将正常发行到2014年2月7日；然后到2014年2月12日，国会又通过提升债务上限法案。确定授权政府发行债务至2015年3月15日。
这一切的模糊都来自于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全年GDP，过分强调数额只会加重民众的担心和恐慌。抛去社保和医疗信托基金所持有的不可流通联邦国债外，公众所持有的联邦债务已达75%。而且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推测，将可能于近几年上升到80%以上。而如果算上政府账户，2014年的联邦债务总额18万亿美元就已首次超过了当年的GDP.
欲盖弥彰的策略并没有缓解美国政府的财政窘状。根据BCA的规定，从2015年3月15日到11月2日，因为触及到债务上限，美国政府正式停止发行债务。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15年11月2日，在充分分析了如果继续因为顾忌债务上限而不再发债的经济后果将直接把美国经济再度推向衰退后，国会两党通过了2015年两党预算法案，确定在2017年3月15日之前，将暂停债务上限这个议题。2016年整个一个大选年，就这样被轻巧地一笔带过，杜绝了两党就此在选民的舆论导向上做文章。从政治上讲，这无疑是智慧的，对两党来说也是公平的，但对已经当选的特朗普来说，则只有挑战，没有更多。
再回到特朗普需要用钱的两个宏观政策上去，钱从哪里来？尽管国会两院现在都是共和党的天下，但大规模突破无形之中的债务上限还是有阻力和困难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就只剩下一个——吸引资本回流美国，也就是说特朗普除了在国内突破债务上限做有限努力外，势必要采用强势美元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掣肘在于强势美元对于美国出口是不利的，所以强势美元实际上强中带弱，而特朗普要巧妙地找到途径，在贸易利益和国内宏观政策埋单之间做出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