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国家民粹主义的人气又一次上升至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峰。

无论是特朗普执政、“黄马甲”暴乱或是欧洲各国的矛盾纷争，如今选民们唯一能接受的“改革”，也是保证民粹政府领导人不“被下台”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开支，而结果就是财政赤字。

对于民粹一词的释义，清华大学人文历史教授秦晖发表过比较清晰的解读。

事实上，那种既不是传统的左派，又不是传统的右派，让很多人感到很危险，但又有强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就可以被称为民粹。

按常理，populism应该直译为“平民主义”，不过当词尾加上一个“粹”时，立刻就能感觉到更强烈的贬义色彩。粹是指极纯净的米，不含任何杂质，所谓物极必反，不过实质上它们是同一概念。

Populism一词源自俄国的民粹派，后来成为一个贬义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俄国民粹主义造成的不良影响。俄国民粹主义也讲平等，也讲打击资本，但是俄国民粹主义有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特别强调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

英语中出现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世纪末期美国出现了人民党。在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中，它是属于民主党的一翼，或者说是比民主党主流还要偏左一点的一翼。它当时主要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当时的人民党反对大资本，主张社会平等。但是人民党人讲的社会平等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这一点和俄国的民粹主义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认为民粹主义或者平民主义是反精英的，其实是不对的。确切地讲，俄国的民粹主义其实是反个人的，不只是反精英的。也就是说个人必须服从于整体，或者以整体利益的名义可以剥夺个人自由。这个所谓的个人自由不仅仅是精英的个人自由，也包括老百姓的个人自由。

而从当代国际社会现象归纳来看，民粹的贬义定性主要是因为它的主张是以人民的名义破坏西方主流社会认定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民主和自由。

民粹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破坏了西方价值观中很重要的“群己权界”。严复在翻译《论自由》的时候，把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谓“群己权界”，就是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分界。

民粹主义在公共领域破坏民主，主张以人民领袖的身份来指挥一切，尤其是把程序性的民主抛弃了。人们经常谈到的民粹主义现象是，一些政治领袖不承认选举结果，然后组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选举的结果。

在个人领域，它强调人民的整体含义，比如宣扬说，人民认为你这种思考错误，或者人民认为你是什么，然后你的个人自由会被剥夺。

目前西方国家普遍是债台高筑，因为给老百姓提供了过多的福利，这种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无法维持。而通常当左右两派为自由和福利的权衡争斗得不可开交时，人们就会期待着一个低税收、高福利的理想社会环境。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这种诉求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

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希腊就是一个小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

一方面，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不止是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不过另一个结果是趋同化的趋势。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是把这些当做一个笑话看，还是未雨绸缪视作一定的威胁，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全球著名对冲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达利奥（Ray Dalio）称，其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Populism Index，也就是民粹主义指数，正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

这意味着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内部冲突、更多的两极冲突。而这种政治极端主义的蔓延可能将冲击到经济：如果你看看巴西，看看墨西哥，看看世界上许多国家，你会发现政治极端主义在增多，这对经济是不利的。

达利奥认为民粹主义抬头的真正原因是当资本主义不再为大多数人服务时，资本主义的幻想随之破灭。

在1929年到1933年，2008年到2009年，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债务危机，利率降至零。在此之后，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印钱和购买金融资产。两次危机后，央行都是这样做，推高了资产价格，结果财富扩张了，市场上涨了。

于是贫富差距尤其明显。因为如果你拥有金融资产，你会变得更富有，如果没有，就变穷。今天我们的贫富差距是那个时期以来最大的。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的0.1%的人的财富总和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的财富总和。

货币政策将变得不那么有效。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两种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量化宽松。利率无法再降低（因为已经为0了），量化宽松似乎也已经到达了最大化效果。

所以达利奥认为下一次的衰退将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衰退。（相对于债务问题）没有资金支持的养老金问题，医疗保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下一次衰退。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津上俊哉在这一观点上与达里奥是契合的，他在分析国内未来的经济形势时，明确表示中国到2030年的债务率可能会加重到250%-350%的水平，财务负担会非常重，人口老龄化结构会给养老金储备带来严峻的挑战。

因此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发展高效新经济的同时加快重组旧经济。同时，在去杠杆问题上也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动作过快导致经济快速下滑，杠杆率反而会进一步上升。

如果说，从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自己的命运，那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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