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殖民者展开殖民掠夺之前，世界上工业产品的80％由亚洲人创造，其中最主要的创造者是中国人，印度人次之。在殖民过程中，欧洲人不断取得优势，对于世界的权力分配、产业布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欧洲人为此编造了无数学说，用汗牛充栋的著作向世人解释欧洲崛起的原因，其中充满了种族优越、文化优越、制度优越等等解释。自由贸易是他们从经济学角度给予解释的方式之一，好像他们取得成功，奥秘就在“自由”和“贸易”这两个词的组合上。

　　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是勤劳致富，而不是将功夫下在抢劫上。

　　中国被西方打垮之后，国气衰颓，元神萎顿。中国学人在精神上也趴下了，他们对欧洲种族的优越性坚信不疑，对中华民族的卑贱和中国文化的腐朽也坚信不疑。

　　精神崩溃的中国学人不可能再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即使是关乎自己性命和民族前途的大问题，也只会相信西方人的解说。人家是西方人，还会错吗？

　　所以，中国知识界基本失去了知识生产的能力，热衷于以西方的知识为知识，以西方的思想为思想，就这样沦落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消费者。

　　其实社会科学方面大多数所谓知识和思想，都是特定的人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的说辞。制造说辞者若是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的学说就会被强势群体戴上“妖言惑众”的帽子，被打入冷宫。制造说辞者若是代表了强者的利益，他的学说就会成为“皇家学会”的权威学说，其作者就可以晋升为爵士或教授，就可以获得主旋律奖或诺贝尔奖。

　　在弱者看来，那些被奉为真理的冠冕堂皇的“皇家学说”，恰恰是谎言中的谎言。弱者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首先就必须从这种谎言的欺骗中觉醒过来，然后将它戳穿，再然后呢，创造出维护自己利益的新学说，与之分庭抗礼。

　　英国是靠殖民掠夺发家致富的强势国家，为了实现对于海洋、金融、技术、原材料以及战略资源的垄断，制造了自由贸易学说，并以此学说为理由，要求所有弱势国家向他打开贸易大门，好让他们实施资源与市场的整体性控制与掠夺。如果我们相信了这样的谎言，我们就等于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掠夺。

　　也有不愿意被掠夺的国家与人群，他们必须创造另一种学说，来打破自由贸易学说的虚伪面纱和垄断地位。

　　德国是后发国家，他们不想躺下来任人宰割。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从德国利益出发，创造了“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自由贸易当做理想，实际是为英国利益服务。德国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以实行贸易保护，为德国利益服务。”

　　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宋鸿兵对李斯特的学说进行了这样的概述：“在与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自由竞争中，一个无保护的落后国家想要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已经没有可能，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霸权强国的优势之下。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角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后起之国想要强大，就必须要对本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就是以关税制度为核心，以提高关税作为手段，来达到大力发展本国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的目的。”

　　在“后发国家”方面，中国与德国有相通之处，只是中国比德国更“后”而已。在德国“后发”阶段，他们的经济学家能够另创新说维护国家利益，为什么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后发”过程中，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只知道跟着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家起哄？

　　李斯特对于自由贸易学说的批评已经很客气。几十年之后，一位美国学者布劳特说，关于西方世界统治全球、独揽天下的奥秘，根本不在于他们在种族上、文化上、心灵上有什么优势，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人通过五百年殖民掠夺，将全世界的财富都劫掠到了自己的家园中，然后，这个世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布劳特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他捅破了让中国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迷惑了两百年的东西。

　　弱者通过消费强者制定的意识形态，来获得精神慰藉和生存空间，这本来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是，一个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利益和前途的弱者，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从强者的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

　　欣怡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精英群体应该尽早结束自己的精神奴隶生涯，及时从西方意识形态中醒悟过来。

　　我们要着手建构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图式，自己的思想文化，包括自己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