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距离美联储6月的议息会议只剩不足三周的时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这间接导致了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升温和美元流动性的紧张。不过在前美联储达拉斯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顾问王健看来，美联储6月加息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年内的加息对人民币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从美国经济当前的情况来看，6月加息的可能性不大；由于7月就业数据的噪音较大，是否加息仍不好判断；如果8月经济数据强劲，9月加息的可能性较大。即便美联储加息，美元继续上升的空间已经不大，并且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亦有限。

美国经济的总体复苏可能不及预期，而美元已经升值到历史高位，且升值的负面影响已经传导到实体经济，所以继续大幅升值的动能不足。

家庭消费在美国GDP中占到60%，是过去三年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目前已明显下滑。而这种下滑更可能是趋势性的，与短期波动无关。固定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从2015年的0.4%暴跌到2016年一季度的-0.8%，主要因为能源部门相关产业投资下降，去年低油价对能源公司的影响开始爆发，一些能源公司已经开始裁员。

除了经济基本面复苏不及预期外，过去近两年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也已经传导到实体经济。从2014年7月起，美元对欧元和及加元升值30%，对英镑和日圆升值20%，而这些国家正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除了出口受损，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也由于美元升值而缩水，这进一步影响了这些企业在美国的研发投入。

而从技术角度分析，美元正处在第三个升值周期，目前已经达到上一个周期的高位，继续大幅升值的动能不足。再升值5%-10%有可能，但再升值20%几乎没有可能。

人民币汇率能否稳住？

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压力并不是很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能否稳住主要取决于美元的升值空间，以及实体经济预期。由于美国一季度经济令人失望，二季度虽有望改善但力度依然虚弱，居民消费和公司利润仍在下滑。而中国经济基本面虽然错综复杂，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预期并不悲观。以前人民币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策略，由于过去近两年里美元对全球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了20%，但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放缓的阶段，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币跟随美元升值20%，于是有了贬值压力。由于美元继续升值的空间有限，相应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空间也不大了。

人民币最需要做的是放开汇率，让其双向浮动。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人民币之前过于稳定，而单边升值更是带来了稳定且易操作的套利空间。如果放开人民币双向波动，会增加套利者的难度。而目前人民币正处在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政府需注意稳定国内金融市场

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和周期性问题叠加，长期来看，是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和经济的自然减速。而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包括过剩产能、企业债务过高、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到底要不要采用刺激政策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思路，是短期内不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需要用政府兜底来稳定国内的金融市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全部次贷占美国经济的2%，其中不良的只有1%，但是次贷引发了影子银行恐慌挤兑，影子银行在美国信贷中占比超过50%。于是次贷引发的金融挤兑，放大了坏账的效果，造成的损失是美国经济的100%。

即便在推崇自由市场的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还是由政府出手救市，用纳税人的钱买单。但是如果不救，引发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更高，带给全民的损失将更大。

怎样避免类似问题在中国发生，导致系统性风险？

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短期内由政府出手。对于企业债务过高的问题，短期可以转移到政府债务，包括减税、购买不良资产和债转股等。长期要加强宏观审慎，提高国有企业的评级制度以及预算约束。中美经济的相互影响正在逐步放大，201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1%，会拖累美国经济增速超过0.2%。两国各自的货币政策也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不过，官方的货币政策协调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美央行之间沟通肯定会有的，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比如通过学术会议，政策探讨之类的。但是官方的协调是不可能的，这在哪个国家都不可能，任何一国央行的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在双方进行货币政策的博弈时，如果有一些能共同预见的恶果，比如人民币大幅贬值会引发新兴市场货币竞争性贬值，这对各国都有伤害，那央行会在制定本国政策时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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