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各国经济模式大多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货币由政府主导。

　　如果说人民币由政府主导，还会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看看发达国家。

　　瑞士是欧元区的临时成员，2015年1月15日，瑞士央行突然取消实施3年之久的1.2瑞郎兑1欧元的汇率上限，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看空瑞郎的部分仓位爆仓。

　　日本同样如此：7月20日，前日本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早川英男大肆抨击日央行当前货币政策，认为日本财行撒了“弥天大谎”。央行每一年都吃下90%以上的新发债券，资产负债表剧烈膨胀甚至超过80%的GDP体量，日本央行已经变成一台实现自我价值的世间罕见的永动机。他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放弃在两年内达到2%通胀目标的时间框架，并承认将不得不开始缩减购债规模。

　　虽然官方不断发表声明称人民币是稳定的，但人民币曾一度不断下行，而下行的过程中又突然大涨，着实让做空者心惊胆战。我们可以说人民币开始了国际化与市场化的历程，就像日本央行声称，日元是完全由市场控制的一样。

　　第二，政府主导经济的力量在增强，极端势力在上升

　　特朗普在众多共和党大佬的厌恶抵制下，居然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这是国家与族群分裂的前兆：联想到土耳其等地发生的政变，可以说是可怕的预兆。一旦国家、族群间争夺资源与话语权的争斗以暴力呈现，那么，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虽然笔者并不认为在经济勉强稳定的状态下，主要国家政府会丧失理性。但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同时一些极端现象频发则是却是事实。

　　在我国，为了维持投资增长、保持GDP基本稳定，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实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来说都是如此，这与政府对该行的定位及其财务特点密不可分。

　　高盛最新的分析报告指出，就财政政策而言，国家开发银行是为准财政活动提供融资的重要工具，具体形式包括直接发放贷款和向项目注入资本金以撬动更多商业银行贷款。2015年，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发放和撬动的贷款约占GDP的6%、投资的13%，约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的50%。

　　营改增也增强了权力分配资源的作用。营改增使征税成本大幅下降，但地方财力有所下行，需要寻找到新的税源。

　　7月15日，财政部公布6月财政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34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86亿元，同比增长1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148亿元，同比下降8.6%。

　　财政部解释，这主要是受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办法调整的影响，6月份中央从地方净上划收入为552亿元，该月中央收入增幅为8.6个百分点，而地方收入增幅为负6.2个百分点。

　　营改增再次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与话语权。

　　第三，现阶段市场蓝筹公司大多是在重化工业时代形成的，信用靠政府背书与市场预期，如果两者俱备，市场就承认接纳。所以政府在大型企业转型中不可或缺。

　　在山西，省政府为煤炭企业站台后，例如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曾成功出售20亿人民币270天超短融券，但发行后利率大幅走低。根据山西省煤炭厅数据，2016年1-5月，山西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4131万吨，下降11.1%；煤炭企业库存比年初减少1234万吨，同比下降24.73%。煤炭供求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再加上省政府背书，煤炭债务有了起色。煤炭行业的情况与此前股市有色金属、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现象相似。

　　第四，市场化主要体现在创新型行业的公司上，例如美国的IT、生物医疗等行业；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在新经济中寻找未来二十年的万科、茅台股；属于新经济的网红公司。对于中国而言，新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信用，如部分互联网金融，没有底线的创新是断头铡刀，资产价格怎么上去的，还会怎么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