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中国债务风险目前总体可控，但未来潜在风险不可忽视，中国将继续深化利率、汇率、监管等相关改革，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可优化债务在政府、居民和企业之间的配置，政府和居民部门可适度加杠杆。

　　第一，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上升至历史高点。由于居民不能发行个人债券，居民债务全部由贷款构成。而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居民部门银行贷款余额为2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0%。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居民部门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带动了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参见下图）。到了今年一季度，在新增按揭贷款增加1万亿元的推动下，贷款余额飙升至15.18万亿元的历史高点。第二，我国居民部门债务负担显著高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从横向比较来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居民杠杆率（39.95%）虽然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杠杆率（74.8%），但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特别是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大幅高于印度（9.7%）、俄罗斯（18.4%）和巴西（25.3%），也高于南非居民杠杆水平（36.9%）（参见下图）。第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居民部门的实际债务负担并不低。根据银行贷款业务的抵押担保要求，大多数农村和流动人口家庭并不具备获得银行贷款的资质，因此，我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实际上主要由城镇居民家庭来负担。在当前4.3亿户中国家庭中，按201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9.9%来推算，我国城镇户籍的家庭户数为1.72亿户，户均负债余额接近15.6万元，为城镇户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7倍。如果按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6.1%推算，我国城镇户均负债余额也高达11.2万元，为城镇户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5倍，高于美国家庭户均债务余额（11.8万美元）与户均家庭收入（9.2万美元）的倍数（1.2倍）。　第四，房地产市场分化使得居民部门通过购房加杠杆的意愿不强。当前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4平米，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和县镇，居民住房基本需求和大部分改善性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而这些地区住房价格滞胀，也使得居民住房投资的意愿不强。从农民进城角度看，城乡一体化交通体系建设，以及农村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和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得县镇周边农民进城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城镇居民返流乡村的趋势。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使得居民超前消费的意愿不强。居民加杠杆，必然意味着负债消费或超前消费。然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水平低、个人负担重的问题，严重削弱了居民超前消费的意愿，这也是我国居民杠杆率显著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居民杠杆率的主要原因。以医疗费用为例，中国居民需要自行承担的医疗费约占医疗总支出的50%，病症越严重，自费比例越高。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到2025年，中国个人医疗支出账单将增长到现在的4倍，达到12.7万亿元人民币。同样，大多数居民都在担忧未来的养老问题，未来极为有限、且快速贬值的养老金，很难满足居民日益上涨的基本生活支出。

　这种情况下，居民超前消费往往显得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