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玉媚金 投资交流V|信 suyumeijin

中国经济改革自1979年开始，迄今38年，从一个“缺乏经济”（审美都欠缺），到如今，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却同时出现两种矛盾现象：一方面许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还有许多民生需求（住房、教育、医疗等）远远尚未获得满足。一个是供过于求，一个是供不应求，两者均相当严重，却又同时并存，这是怎么回事？在国际间，这样的现象十分罕见，堪称中国特色。

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一向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侧重。

西方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经济思潮的主流是所谓的“古典学派”，认为市场中出现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市场本身会进行自我调节，让供求取得平衡。但这样的理论却禁不住1929经济大萧条的考验。1930年代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出现了大面积、持续性的经济衰退与失业，明显地是严重的需求不足，但市场并未如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进行自我调节。问题的症结，一直到1936年凯因斯出版了《一般理论》后才被指出，是“市场的失灵”，凯因斯因此强烈主张要积极地发挥政府的功能，具体说，就是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积极性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二战的爆发产生的巨大的需求终结了大萧条，间接证明了凯因斯理论的正确性，也因此使得凯因斯理论在战后大大走红，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唯一显学。

凯因斯理论与政策红了半个多世纪，进入到21世纪后却面临了2008年9月15日爆发的世纪金融海啸的严峻考验，当时主要经济体（美、日、欧、中）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量宽QE）与极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效果甚微，八年来可说一无起色，著名经济学家桑默斯因而提出了“长期停滞”之论。从全球大范围角度来看，“长期停滞”的形成背景，一是人口老化，二是（贫富）分配恶化，两者均导致潜在需求的疲弱，且均非单纯地能靠凯因斯政策刺激奏效。在这样的了解下，中国首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思维与新论述。

2012年中共18大习李执政后，政策方向明显出现了调整：（1）提出“新常态”概念，不追求高速增长，强调结构优化升级，指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地将来自创新与技术进步——这些，都是“供给侧”的概念；（2）指出“要彻底抛弃企图用扩张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幻想”；（3）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供给侧”概念。必须看到，这样的政策思路与方向都是正确的，是对长期以来凯因斯政策的纠偏，中国“摸”市场经济不过才三十多年，竟然能领先一众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看到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盲点，率先指出新的思维方向，难能可贵。

“供给侧”改革的方向虽然正确，但套用在中国当前的实际问题上却不免碰到一些困扰，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供过于求”及“供不应求”同时并存的吊诡现象。

如果从理论角度去剖析并不困难，“供过于求”的问题主要出在需求侧，“供不应求”的问题主要出在“供给侧”

先看一众产业（钢、铝、玻璃、太阳能及楼市）的产能巨大过剩，主因即在于之前过度强调用货币扩张政策促增长，货币扩张了，但实体经济没需求，大量流动性即（1）流入了股市及楼市等资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或（2）流入了基本以国企主导的产业（钢、铝），导致投资扩张。这对短期增长虽有贡献，却在长期产生许多后遗症。再看“供不应求”，主要发生在教育及医疗等产业，问题症结也与“产权”有关。这两个产业的改革，太少地交给了市场与民企。公办教育与医疗，效率与生产力普遍不高，如果放开让民资进入，促进竞争，在政府有效的监管下，价格必会下降，品质必会提高，从而通过市场机制必能满足庞大潜在需求。

说到底，无论“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问题根源除却部分与需求侧（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关外，多与供给侧的“产权改革”有关。

如果说，供给侧改革包括了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市场，二是产权的话，现在看来，第二部分还有很大努力空间。当然，首先是要思想解放，所幸邓小平已经开了个头：“政企分开”，后之来者应加把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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