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全球经济如何走出金融危机冲击后十年萧条的思考” 的讲座，周晓晶高级研究员做了主题演讲。
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衰退，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6到2017年，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不乐观。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事实上已经经历了金融冲击后的十年的萧条期。这么长时间的萧条，国际经济学家说在他们的记忆里都是没有的。 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几乎一样的，也处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结构转换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全球经济怎样走出这样一个十年的萧条，是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必须首先关注和回答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行对全球经济预测的比较悲观，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仍处在萧条经济的实际情况，比较清楚的反映出了全球经济增速换挡的实际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2日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的更新报告，指出虽然全球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增速十分缓慢，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由此上升，所以，IMF预计全球经济活动的回升将更为缓慢。而且把2016到2017年全球经济的增速分别调为3.2%和3.5%。这一最新的预测比今年1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2到0.1个百分点。2016年5月12日，联合国报告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把预期从年初的2.9%调为今年的增速是2.4%。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尽管这段日子以来国际上的投资机构经常唱衰中国，但IMF、联合国和昨天世行发布的报告都看好中国经济，其他国家的经济包括美国经济都在往下调，只有中国经济在往上调。IMF预测中国2016到2017年经济增长分别是6.5%到6.2%，比年初的时候上调了0.2个百分点。
中美在制造业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遭遇暂时的挫折，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正在对全球经济走出萧条产生深刻的负面冲击。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开始衰退，在这时候美国率先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概念。奥巴马政府更是身体力行在美国推动了“重振制造业”的种种举措，美国的再工业化。美国人在重新振兴制造业方面的种种努力，正在改变全球的制造业版图。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2016年排名前五个国家是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表现主要是三个要素，一是人才，二是成本竞争力，三是劳动生产率，以此驱动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的三大因素。在2010年、2013年和2016年三份报告中，中国制造业都排世界第一位，无愧于“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另外两个因素，因为中国主要靠成本竞争力这个因素，人才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力就在不断的提高，每三年上升一名，从2010年第4名到2016年变成了第2名，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在制造业的竞争力方面超过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这种变化会引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美国制造业的重新振兴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全球环境，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都遭遇了暂时的挫折，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正在对全球经济走出萧条产生深刻的负面冲击。
美国在2008年以前几乎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超高速增长，基本上都建基于和得益于全球化进程。现在出现的这种萧条或者这种阵痛就是在高速增长之后要付出调整，这就是付出调整的代价。中国处在“阵痛期”，全球经济也和中国经济一样处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中国感到消化全球刺激措施很困难，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都要比中国困难得多。像美国、欧洲、日本不仅有此轮刺激政策退出后的萧条问题，还有2008年前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深层的问题。美国各界人士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爆发的原因恐怕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时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格林斯潘时期美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他的这一政策确实使得美国经济18年高速增长，非常平稳。
量宽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旦金融全球化进程受阻，或者是金融全球化扩张到顶点，泡沫最后总要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实际上也就是金融泡沫破灭的一个典型案例。所以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都深陷衰退泥潭，新兴国家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全球经济都陷入了困境，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基本都实行刺激经济的政策。2008年以来用于刺激经济的货币达到29万亿美元（《英国卫报》的数据）。但是这些量宽政策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没有能够刺激经济走出衰退，甚至有的国家的政策都实行了0利率或者负利率，但经济仍然疲软。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没有好的投资机会，资产也就无法导向实体经济。
发达国家这样的量化宽松政策使资产泡沫不断积累，所以我们也说现在有新金融危机的风险，并且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造成短期资金的大进大出，就是热钱，给新兴国家的管理带来了很多的风险。现在量宽没能刺激经济，造成新的风险，最突出的是安倍经济学的“量宽、扩大财政支出和结构改革”。量宽政策确实始于日本，也包括欧元区，这一政策帮这些国家抢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全球产出和企业利润都在增长，但由于漫长的萧条期经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所以，企业都在压缩成本，就业不振，消费也困难，货币战使得日元升值，债务风险加重，所以6月1日，安倍宣布政府延后调高消费税，国际评论安倍经济学陷入了彻底萎缩的边缘。这是日本的经济状况就是在量宽之后的这种消化可能更宽大一些。
美国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八年的时间，投入数十万美元的刺激，为什么增长缓慢，还在衰退期，而且又新增了很多的风险，都在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几位候选人都开出了处方，希拉里说要加强金融监管，特朗普则要求做对冲基金的人多交税来解决这些问题。
最近一期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强调，金融的新一轮危机的风险在加重。一是新兴国家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这是一个系统性风险。二是发达经济体历史遗留和现实积累的问题，要消化2008年前金融泡沫破裂遗留的问题，也要消化2008年后量宽对经济走出萧条的负面冲击问题。因而，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困难和复杂的前期经济政策的消化期，比中国的消化期还要困难。中国一样处于“三期叠加”，这也是中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由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能够认真的、很好的分析，到底经济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发现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发展十分不均衡，供需都出现了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主动减速，选择了供给侧改革这样的战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怎样能够解决“三期叠加”的问题，决定将“三去一降一补”作为目前五年的工作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 2 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89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 30 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两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