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归根到底源于两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不同。英国外交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也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大国，因此专注于自己的利基市场。首先是美英特殊关系，其次与欧盟其他国家关系，然后是英联邦的外交，最后是与其他地区的外交。美英特殊关系得到了冷战的检验，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达大成，一直被视为同源同种外交关系的标杆。但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后续影响，以及欧元危机的发生，英国与美国关系和欧盟关系近年逐渐冷却，而英联邦外交不足以帮助英国重回中等影响力大国的位置，搭上中国崛起的快车，不失为当下提振经济、维持地区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一步。加上保守党年中选举大胜，目前没有选举的压力，更加可以放手想干自己想干的事。

　　英国是近现代外交务实主义集大成者，换句话说，就是原则性不强，除了一直奉行欧洲大陆均势原则外。加上现在保守党政府对欧盟态度冷淡，不像工党和苏格兰国家党，使得英国在价值观外交的立场与其他欧盟国家有所差异。而即便是欧盟，也出现诸多分化，两大发动机法德也都有求于中国市场和资金。

　　但一旦中国经济失速、欧洲经济复苏加速、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前进，英国再次迎来选举季，相比中英关系这种没有认同感和相同价值作为基础的双边关系不会太牢固。但抓住这黄金五年（对保守党政府而言），也就功成身退了。以后的事大可由下届保守党政府或者工党政府承担。

　　而中美情况的复杂性主要在于战略，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在经济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支柱，在战略上则是实现对其亚太盟友的防务承诺。中国与邻国间的纠纷往往正因美国对盟友在安全上的承诺进一步复杂化。由于联盟关系，美国在南海和东海等自身并无主权声索立场的问题上必须向盟友证明其承诺，避免实力和可信度受到质疑。美国在某一个地区表现出的实力受到其他地区盟友的密切关注。比如，若美国在亚太地区显示出软弱或实力不足，其在欧洲的盟友会担心北约第五条款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即便英美看起来不似以往“特殊”，但并不会因为这次对待中国的态度出现裂隙。英美特殊关系有着天然的纽带，经历时间考验，虽然伊拉克战争英国被指过于捆绑在美国战车上，但是英国整体的海外安全利益同美国还是一致的，包括打击恐怖主义、乌克兰问题，此外，英美两国的经济也是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表现最好的。英国的务实根本上源于对自身实力的认识，它无法做到像美国那样可以公开挑战甚至推回中国利益。英国在一些事务上处理不同于美国并不是两国根本价值观和理念和利益的分歧，主要还是在于这些事件并非最核心事件。

　　由于美国是世界大国，因此中美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国在地区和多边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换言之，世界越乱越繁杂，中美合作空间越大，越有利于对冲两国关系的摩擦。但英国归根是一个欧洲国家，触角有限，早就不是全球大国，中英关系更多取决于双边的合作，而非多边合作。因此，搭上中国崛起的快车，对英国当然是合情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