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依然表现出了中央银行家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范。她坚持认为，局面正在恢复正常，虽然速度有点慢。她出言必称的“数据依赖性”政策方法既不具预见性，也不具承诺性。就像一个人在走夜路，但手电筒的光只照着脚前那一点。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差一点坐上耶伦位子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这样的耐心已经失去耐心。自2013年输给耶伦以来，他就一直穿梭于世界各地，从圣地亚哥到圣路易斯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到处宣扬他的观点：世界经济境况比中央银行家们理解的还要糟糕得多。

他说，仅仅着眼于货币政策，他们注定无力重振经济增长。他认为，中央银行需要找到它们所效力的政府，强烈要求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形式实施强大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作为一位思辩老手，辩证是他的拿手好戏。

耶伦与萨默斯谁对谁错尚不得而知。循规蹈矩不等于错误，标新立异不一定正确。如果美国经济未来几年能够痊愈如初，耶伦的渐进主义可能就是明智的；但匪夷所思的状态持续时间越长，就越发说明萨默斯可能有道理。

出生于冰岛的高蒂·埃格特松(Gauti Eggertsson)曾经在美联储系统工作8年，现在是布朗大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家。他说：“我感觉，如果萨默斯的假设是正确的，那它将完全改变游戏规则。它会影响未来几十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去年11月，当萨默斯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他的观点后，该所所长、曾任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博客中写到，这个领域的所有人要做大量工作，来回应萨默斯提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对于经济决策者而言，最不安的问题是为什么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十分微弱并且不均衡。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速仅为0.5%；欧元区比美国稍强，增长了2.2%；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衰退中沉浮的日本，第一季度经济萎缩了1.1%。通货紧缩一度被视为日本的“专利”，现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威胁。对增长前景的悲观也体现在长期利率的偏低预测上：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0.13%。

2013年夏，当奥巴马总统在耶伦和萨默斯之间进行选择时，还看不出萨默斯会有这样的“出格”想法。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Dick Durbin)参加了跟奥巴马的一次会晤，据他回忆，奥巴马当时曾表示，说到他们对美联储未来的基本理念，耶伦和萨默斯之间的差距小到“插不进一张纸”。

两人都资历深厚：耶伦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家，长期担任美联储官员；萨默斯则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还曾担任奥巴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摩根大通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费罗利(Michael Feroli)层说过，如果硬要找出二者的区别，那就是耶伦更可能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型的美联储主席，并“很可能会更加致力于保持刺激政策，直至经济完全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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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13年11月，就在耶伦已经获得任命、等待接替伯南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之际，萨默斯来到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了尘封已久的“长期停滞”理论。这是哈佛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大萧条时期创造的术语，用于形容“夭折的病态复苏，自我实现并导致失业顽疾的经济萧条”。

在经济学术语中，“长期”是针对周期性而言的。但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在二战期间加速，在战争刺激结束之后也依然保持强劲水平，汉森的长期停滞警告似乎错了。

对萨默斯而言，将长期停滞的观点重新带回学术讨论，就好像穿了一件在爷爷的阁楼上找到的霉旧大衣。但他给这个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现在，这听起来可能很疯狂，我也不一定正确，”他在IMF表示，“在未来一些年，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思考如何管理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即零水平的名义利率成了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经济活动抑制剂，阻碍我们的经济发挥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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