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减少方面，对全球贫困化问题的改善功不可没。201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进一步逼近2020年超过1万美元这一历史性的跨越。有的学者更乐观，如林毅夫教授曾表示，中国人均收入在2020年可达127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究竟中国有没有可能在5年内就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业，中国经济未来增速会有什么变化？对此，我不妨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高收入国家的涵义以及GDP的评价方法。

高收入国家不等于发达国家

发现很多人都热衷于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还认为一旦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就意味着中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其实，这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世界银行为了确认每个国家的借贷资格所做的分类。每年7月1日，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最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估计值也被用来指导世行基于经济体的业务分类，以确定它们的借贷资格。

2013年7月1日，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做出的收入组分类如下：低收入为1，035美元以下；下中等收入指1，036美元至4，085美元；上中等收入指 4，086美元至12，615美元；高收入为12，616美元以上。

所谓GNI（或称GNP，一度也成为中国经济主要发展目标，后改为GDP），目前中国的GNI比GDP略低一些，但基本可以等同。14年高收入国家又新增了俄罗斯和智利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资源国，后者曾经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高收入国家未必是靠技术或勤劳取胜，故它们未必能成为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衡量标准也不止一种。其中联合国承认的发达国家大概有42个，它们是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以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来计算。

中国要跻身高收入国家有多难

因此，未来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存在三大障碍：

第一，未来GDP增速能否维持6%左右的水平。

201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已经降至2.3%，官方存款利率已经降至1.5%，在西方国家，这样的经济环境所对应的GDP增速也就在3-4%水平了。德国、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制造业大国的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速之后，GDP都是减半增长的。而中国从过去9-10%的高速增长，即便降至6%，也似乎略高一点。

发现不少学者或官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非常乐观。而乐观的理由总是从“人均牛奶消费、人均电力消费、人均铁路里程……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空间很大”的角度提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岂不是越贫困的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就越应该乐观？那么，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应该比中国更好，因为中国毕竟是中高收入国家了，排名全球80位左右，还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比中国更落后，故经济增长潜力更大？

其实，我一直认为应该从三个维度去看中国经济，一是人口因素（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二是结构因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匹配度），三是环境因素（全球经济状况）。目前看，这三个维度的状况都不乐观。

第二，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稳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广义货币M2规模扩大太快，到今年年末估计达到168万亿。与GDP之比为2.3，而美国只有0.6，欧盟为0.9，韩国1.3，日本1.6，均大大低于中国。人民币从05年开始升值，至14年1月历时9年；14年之后人民币开始缓慢贬值，目前看应该会采取渐进式贬值方式，所以，今后十年，1：7的汇率水平能否稳住也是存疑的。现货原油☆黄金☆白银☆沥青☆铜实时行情关注老师微信2898394949获取更多精准指导。

第三，十年之后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理应提高。过去十几年中，高收入国家标准从人均GNI1万美元逐步提升到目前的12616元，提升幅度超过20%。今后十年，随着世界各国政府竞相采用宽松货币政策，货币泛滥现象难以改观，那么，10年之后高收入国家标准提升至1.4万美元也是偏保守的估算。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19%，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口占全球20%左右，如果中国被纳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意味着全球39%人口成为高收入人口，这显然也是违反常识的，即高收入人口的比重不可能太高，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高收入国家了。因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始终是一个相对概念。

中国GDP高增长与他国有何不同

中国的GDP高增长，2000年之前主要是靠第二产业的崛起，其中制造业是恰逢全球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2000年之后房地产业也崛起了，中国经济靠房子和车子双轮驱动。这些都是正常的，与那些经济成功转型国家类似。

但中国GDP高增长与其他国家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在世界银行数据库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2011-1014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若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不仅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投资质量更差。因为另一个统计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扩张得更加离谱。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000亿元，比上年增长9.8%，占GDP比重达到83%，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只有43.8%（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资本形成额要多出26.6万亿。现货原油☆黄金☆白银☆沥青☆铜实时行情关注老师微信2898394949获取更多精准指导。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是非常相近的概念，在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差额很小。如2000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26万亿，而资本形成总额为3.48万亿；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6万亿，资本形成总额为5.59万亿。后者大于前者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包括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而资本形成总额包括无形资产投资。

中国还远未到创新驱动阶段

尽管我们一直在宣称中国经济应该创新驱动。虽然中国经济有创新的亮点，但创新的贡献有多大，技术的含量有多高，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一切。

国家统计局15年的统计公报中，新增了一个数据，那就是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增长17.0%，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5.9%。所谓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高新产业投资的占比过低，也说明中国离创新驱动阶段还很遥远。尽管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发展迅猛，但做大的都是交易或信息平台，如BAT、京东、携程等。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投资都是低级的，无论是短期回报率还是长期回报率都很低。如果回报率高了，则企业债务就不应该快速增长。

因此，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比如，天津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人均GDP第一，但这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过高，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远低于北上深。重庆也有同样问题，GDP增速很高，但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居然超过90%，巨大的投资并没有吸引人口集聚，人口反而是在外流的。

只有深圳是可以与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者比肩的，如15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2%，现代服务业的占比达到39%。上海主要是靠金融、房地产、汽车制造等传统优势和经济集聚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并不大。现货原油☆黄金☆白银☆沥青☆铜实时行情关注老师微信2898394949获取更多精准指导。

有意思的是，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03年提出东北振兴，06年提出中部崛起。如今看来，西部的投资增速已经不及东部，东北则是负增长，中部还勉强维持。但从投资占GDP的比重看，全国都在上升，说明经济没有任何转型成功的迹象，但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债务压力却越来越大。

如果把GDP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看成是赶超英美的标志，这与大跃进时代的全民大炼钢铁似有类似之处，即便GDP赶超了，我们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落后人家一大截。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做得很棒了，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缩小贫富差距，过过小康生活已经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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