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雪岩/V信：xy18698--隶属分析专家团

这几天，任正非越来越“火”了。他的“火”，并不像雷军、董明珠的“火”这么简单，雷、董二人的“火”，很大程度是出于营销需要。

而任正非的“火”，却有更多“深层含义”。以前，他几乎是一个“传说”，出身贫寒，娶了副省长的女儿，人到中年却遭遇事业困厄，被骗巨资，后又离婚，最后发奋创业，打造出一家世界上最具进取心的通讯巨头。

这家巨头，现在成为了中国实体经济的代名词。因此，任正非的“火”，它代表着中国财经舆论场正在强化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折射了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种深层分化。

当然，他对房地产的“温和开炮”，更透露了中国房地产行业一些重要、却没有引发足够重视的信息。年轻人——不管你是否买房，你都必须要懂。

其一、新的“教父”

任正非终于对深圳的房地产“开炮”了，尽管极其温和，极其克制。（详见：华为否认总部搬迁 任正非：深圳房地产太多，没有大块工业用地了）

在新华社的7000字专访长文中，任正非谈及房地产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他主要说了两个意思：一是，华为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也不想做房地产。

二是深圳地产太发达，房价高，增加了产业成本。他原话是“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还有“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可以看出，任正非对深圳房地产的不满可以说是相当“客气”。从文章来看，他也不愿意展开来说。

但文章刊发后，华为却被媒体曝出，已将一些重要板块“搬离”高房价的深圳，北迁东莞。而且，还曾因“有人”要借用华为名义搞房地产开发，而让华为与深圳本地一些部门闹得有点不开心。

任正非一小段并不激烈的话，却引发了一次舆论热潮，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某种程度上讲，任正非已经超越了柳传志，坐稳了中国实体经济“一号代表人物”的交椅。

这种超越，原因并不难理解。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柳传志执掌的“大联想”（联想控股）现在已经转身股权投资，只要回报高，什么都投，美其名曰“多元化投资”，或“综合投资巨舰”。

而“老联想”也就是 “小联想”，即那个联想控股旗下，由杨元庆掌舵的那个出身中关村、主业还是“卖电脑”的联想集团，不但业绩下滑，而且研发投入被华为远远甩开。前些时间，一些质疑已经开始直接针对杨元庆个人。

华为的走向和联想相反。华为到底有多牛，网上到处都是溢美之词，但这些赞扬或者吹捧的文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全民搞金融、全民搞地产的背景下，华为和联想的不同走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一种分化。

因此，华为必然成为中国财经舆论场之中，那个最招人喜欢的“正面样本”，这是一种中国人自发选择的“政治正确”。

其二、没有说透的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立，这是中国财经舆论场的最大一个命题。后者，正在肆无忌惮地挤压前者的生存空间，这被看作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机。

对了，在我们讨论之前，你一定要知道，房地产在中国是虚拟经济，而且是最大的虚拟经济板块。因为，那些数量可观空房子的属性是投资品，是“投资房”，而不是“商品房”，本质上它和证券是一样的。

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有两个效应：一是导致成本增加，比如工程师买不起房，从深圳远走内地；二是吸走实业资本，企业主都去炒楼，即我们常说的“实体经济空心化”。

任正非主要谈的是第一个效应，这也是笔者之所认为，他对房地产的批评很温和、很克制的原因。因为，房地产对实体经济最大的危害不在于第一个，而在于第二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固然增加了实体经济的基于地租的整体营商成本，但随着互联网、高铁等现代信息互通手段和人流、物流手段的进步，产业迁移到低成本地区并不难——尽管这会削弱产业的集聚效应，但毕竟也是“次一等”的选择。

但第二个效应，产业界自己则没有办法解决了。举个例子，假如你是一名普通的网购族，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网购的衣服、袜子、和小家电突然涨价了，你是否知道背后的原因。哦，可能是货币超发，通货膨胀。

但我要告诉你，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珠三角的纺织企业主、家电零部件供应商正在逃离实业，去北上广深炒房了。

但这一点，任正非在这篇专访里没有说，因为实体经济空心化这个问题，他应该不便说。

从小处说，别人搞地产、搞金融，这是别人的事。从大处来看，全国的资金都热衷于涌向虚拟领域（房子、P2P，甚至还有大蒜、生姜）逐利，这一定是经济领域的某些制度配套出了问题，他怎么好说呢？

其三、实体经济怎么办？

我们再回到第一个效应——房地产泡沫，导致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成本升高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为什么制造业最怕成本（房价）升高？但金融却不怕。这个道理，源于金融业的两个本质属性。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金融业的第一个“本质”是杠杆，比如10倍杠杆，就等于是用1元钱撬动10元来进行投资（如果是炒作外汇，因为“利差”极小，所以杠杆率大到1000倍也很正常）。假如收益为20%，那么就等于赚了2元钱，如果对于本金，就等于是200%的收益。

高杠杆也意味着高收益，当然，亏了，也会更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业是可以忍受高成本的。

另外一个，更重要。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息不对称，信息越不对称，越能赚大钱。而高成本，刚好可以形成一个地域、空间上的“门槛”——有点像某些专家说的：用高房价将北京的低素质人口赶走一样。

这种“门槛”，会使得信息可以在一个排他的、小范围的圈子流动，从而让他们成为金融“食利金字塔”的塔尖一群。

这也是为什么伦敦、纽约房价那么高，但那些买不起房的金融界小角色，依然不想离开这里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中国股市某些股票的“收益”，大部分只会被一个饭局的参与者（能发批条的人或者搞定他们的人、还有各类富豪、影星）拿走的原因。

但制造业就完全不一样，这个行业没有杠杆带来的高收益，也并不以信息不对称为存在基础。成本高，是制造业的天敌。

只要经济发展了，成本飙升是必然，但世界上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它们分别找到了两条应对成本飙升的办法。日本的地价高到离谱，现在也不低，但日本的办法是，利用日元的升值机会，加速海外投资，制造业中利润较低的低端环节，转移到国外低成本的地方。

但利润较高的、核心的环节留在国内，这些环节的企业利润较高，可以一定程度忍受成本的飙升。当然，更重要的是把最好的技术留在本土。

德国的办法，则是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中央银行“纪律”，严格控制通胀，从而稳住制造业的各种成本。更重要的是，德国工业企业面对高房价的概率很低——《南风窗》以前很多文章已经分析过这方面的政治传统和经济地理原因。

那么，日本和德国的“办法”中国能拿得出来吗？任正非在采访中好像没有说。

你也不要问我，我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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