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迪亚
鉴于英国脱欧公投后伦敦地位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妨参考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主权之前，有关香港回归对香港金融市场影响的预测。
中国政府原本计划将上海打造为中国主要金融中心，具体思路是让香港的重要市场迁移到内地。可是后来并没有出现这种局面。香港仍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实力最强的市场。与此同时，上海确实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但更多是服务于国内投资者。
伦敦脱离欧盟后，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较常规的功能（例如欧元清算）将迁往别处，而更复杂的市场仍留在原地。以下事实支持这种可能性：对于伦敦一些较复杂的市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战略性中介功能，这些功能依赖于多种多样的公司和技能的组合。这是一种密切相联的功能，即企业彼此需要，因为每家公司只拥有部分知识或非常专业的能力。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提供主要金融中心所需的一切，这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巨擘在这些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形。
很多人认为，全球性城市的关键在于其总部功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战略性媒介行业的兴起，金融以及创新性法律、会计和数字化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家公司在二三十个或者更多国家开展业务，那么它无法再聘用全职员工来满足其所有高级知识需要。如果你要在蒙古谈交易，你需要得到30个小时的有关蒙古法律、会计和金融方面的建议，那么你会购买服务，而不是聘用员工。你所需要的是你要能进入可提供这些服务的重要市场。我们的全球化经济把媒介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空前水平，金融中心成为了这个领域的硅谷。
媒介发展成为我们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解释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城市的迅速增多。如今，我们可以列出100个甚至更多的全球性城市，不过它们在塑造全球性趋势方面的影响力千差万别，开发创造新工具的能力也是各不相同。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事实是，即便是规模较小的全球性城市也发明了新的工具、建立起了新的市场（通常基于某种单一大宗商品），比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向日葵市场。
全球性城市的功能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过程是复杂且多方面的。而且，尽管实现了高度数字化，但它们仍然坐落于实实在在的地面之上。
这还解释了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增多。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人设想的那样，我们本来可能已迁往一个全球性的超级金融中心。当时，3个新崛起的全球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重要的是他们各不相同。最后，我们看到全球金融中心不断增多，每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专业优势。仅就欧洲来说，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都是领先金融中心，但从专业能力来看，它们迥然不同。
这会让人们认为，将伦敦最复杂的金融功能继续留在伦敦对法兰克福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