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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 混业经营显契机
  利迪亚 2016-01-08 15:53:28 3840
在中国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的双重压力下,告别黄金规模扩张期的中资银行迎来“内忧外患”的2016年,今年业绩增速料惯性下滑,不良双升的转折点远未到来,然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股权激励等转型创新依然可期。
友财网讯】在中国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的双重压力下,告别黄金规模扩张期的中资银行迎来“内忧外患”的2016年,今年业绩增速料惯性下滑,不良双升的转折点远未到来,然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股权激励等转型创新依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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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机构间业务融合不断加深,中国金融分业监管模式已渐显疲态,2016年,由央行主导、并专设宏观审慎监管部门或机制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料可拉开序幕,金融机构交叉持牌试点与监管体系重构将会齐头并进。

“调结构、转模式将成为银行业未来若干年内的主题。业绩的增长将更大程度上决定于银行的改革和转型速度。”华泰证券首席分析师罗毅认为。

2015年大型银行的盈利增长已降低到十年来最差,不良贷款则持续双升,优质资产稀缺、存款争夺激烈,经营存贷息差的传统重资产经营模式将逐渐向拓展中间业务的轻资产模式。

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室负责人杨驰认为,银行业黄金10年已过去,银行已至低增长、高风险、差异化竞争阶段。估计2015年银行整体净利润增速不超过5%,2016年则降至5%以下,四大行则降至0-1%左右。

尽管有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激励试点会带来经营效率的提升,组织结构改革业务分拆会带来估值提升,但都还处探索阶段,难以短期内扭转银行业的经营困境。

**整体不良率高点远未到来**

从2012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每季度末的不良率持续攀升,2013年始不良生成总体呈加速上升趋势。不少研究人士认为,2016年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未改变,这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性压力未减,料年末不良贷款率将会上升至2%-2.2%。

几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人士感言,2015年以来贷后管理压力增大不少,出差、加班是常态,新年里不良率和逾期贷款的指标会更严峻,目前各分行不少逾期贷款并未转到不良中来,压缩和催收压力更重。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从未来发展态势看,虽然商业银行不良率仍将走高,但结合‘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经济增速不低于6.5%的要求,随着未来宏观经济的走稳,预计银行体系不良率可能在2017年出现高点后下行。”

华夏银行的杨驰认为,银行业整体不良和不良余额还会继续往上升,拐点远未到来,“经济还未触底反弹,银行业不良降低还需要2-3年,到2018-2019年才会好转。”

中国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银行业资产质量风险处于加速上升的通道。商业银行2015年三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为1.59%,关注类贷款占比为3.77%;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2,925亿元,同比增长2.21%。

“资产荒是所有银行面对的普遍问题,现在企业融资需求普遍疲软,好企业在收缩战线保守经营,差企业又不敢给其贷款。”一位国有商业银行对公部人士坦言。

评级机构惠誉预计,中国的信贷增长将在2016年放缓至13%。调查中值显示2015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8%。

今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仅为6.47%,五大行平均增速仅为0.62%,截至今年9月末,16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9,080亿元,比2014年末增加2,048亿元,猛增近三成。

**“破旧立新”路径尚在探索**

旧有的传统放贷盈利模式再难支撑银行利润增长,银行力图“破旧立新”,业务分拆与混业经营放开,以综合化经营为方向打造大金控平台,业务模式上,从传统存贷款迈向大资管、大零售、大投行方向,提高非利息收入,不良贷款证券化亦有可能带动银行业获得新收益。

而金融监管格局2016年也可能会重构,统筹协调将成为监管体制改革方向,而金融监管的调整和改革也将加速金控转型及给银行提供动力。

“全方位的混业经营为商业银行带来全新的成长空间,2016年金融机构交叉持牌试点与监管体系重构将齐头并进。”国金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马鲲鹏称。

2015年,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获批,将优化股权结构并探索高管层和员工持股制度。此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亦分别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年底,国务院会议指出将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研究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交叉持牌,至此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序幕业已拉开。

杨驰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等多重外部压力下,银行转型大幕早已拉开,差异化经营是必然之路,但转型路径还在持续探索中:在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子公司分拆、事业部制改革为主线的银行治理机制改革下逐步向更加市场化的经营模式过渡。

工行资深研究员史晨昱表示,现行监管模式下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化是推动混业经营的良好契机,并为商行带来全新的成长空间,但需要相关制度建设的配合及银行内部的利益格局重塑。而保险、信托、基金、券商在业务和机制层面已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留给商业银行的选择已不多了。

“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等会成为2016年亮点,但这些都处于研究探讨阶段,需要国资、财政多家监管协调联动,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改革亦会推动银行改革,但都难改银行业整体‘黯淡’的现实。”杨驰认为。
 

*何为混业经营*

混业经营就是允许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从事多个金融市场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证券(投行)、保险、信托、基金等等。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即直属各部门可依法从事投行、信托、保险等一系列金融业务;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集团模式,商业银行本身不允许从事投资业务,但如果是同一集团旗下的其他独立子公司就不受此限制。

与之相对的是分业经营,各金融机构只能在法律规定下从事单一的金融市场业务,不能跨市场运行,这也是中国目前金融体系的基本制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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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业经营的支持者通常认为,该模式能使金融体系更有效率,能发挥金融各个领域之间的协同作用,更好的为客户服务,更有效的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而最有争议的一点是,它能够带来业务的多元化发展,从而分散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

而分业经营的支持者,对混业经营能更有效率的观点抱有怀疑。这些质疑源自混业经营相对分业经营,前者风险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美国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就是例证。

*历史沿革*

分业经营的监管体系始于美国,最著名的法案就是1933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美国政府认为,1929年的股市崩盘是经济大萧条的源头,而造成股市崩盘的原因,就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对双方领域的侵蚀,导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投机活动泛滥,从而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崩溃,以及大量商业银行的挤兑倒闭。而后,为了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美国政府决定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开,确保商业银行避开证券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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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扩张,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不满足利润越来越低的传统业务,而转而向投资银行渗透。客观上,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由于欧洲银行业并未实施分业经营,以全能型银行(即拥有几乎所有金融业务牌照的银行)的姿态与美国的银行展开竞争,美国商业银行为了保证优势地位,开始不断对国会游说。而出于同样的考量,美国政府默许了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主要业务为保险和投行)合并的行为,并与次年(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有关条款,结束了美国长达65年的分业经营历史。

在2001年美国科技股泡沫之后,美国金融业随美国经济一起经历了几年繁荣,金融工具创新不断,缺乏监管的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伴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将风险迅速传导至全世界,引发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过后,再次出现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呼吁,但美国并未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以《多德—弗兰克法案》代替,其中最为核心的“沃尔克规则”,也仅是禁止商业银行在证券市场从事自营交易,但允许做市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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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较晚,但混业与分业划分的经历与美国有相似之处。中国的证券业起步较晚,1990年和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才分别成立。随后证券和房地产出现投资热潮,以逐利为驱动,商业银行大量信贷资金借道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金融秩序混乱,股市随之大跌。于是中国政府借鉴美国经验,于1993年12月通过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不得对非金融企业投资”,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等方面与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脱钩,实行分业经营”。

随后与美国的发展相仿,中国随着经济、金融、贸易与国际接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不断向分业的禁区侵蚀,而金融创新的发展,也使商业银行与证券、信托业务的界限逐渐拉近。鉴于21世纪,欧美的银行业都在施行混业经营,为保证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性,中国政府对分业经营的金融体系也在逐步调整。1995年,人民银行在外汇交易中心设立银行间本币交易市场,商业银行就从事并主导了这个市场的债券发行和交易(且规模远超交易所市场),所不能染指的仅股票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2003年12月,《商业银行法》再次调整,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分业经营的监管,虽然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最后又加了一句“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实际造就了中国目前金融机构分、混业经营并存的状态,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几乎拥有全金融牌照(包括房地产),招商局集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亦拥有四块以上的金融牌照,五大国有银行亦直接或间接(如通过香港)涉足证券、信托等行业,等等。到了2013年11月,银监会又开始在11家银行试点银行理财管理计划和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目的是推动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实际就是信托业务的商业银行形式。这似乎表明,混业经营乃是大势所趋。

*对混业经营质疑的逻辑考量*

为了证明这个大趋势,我们有必要先对分业经营支持者们对混业经营提出的质疑进行逻辑考量。

对混业经营的最大质疑,在于它可能搅乱金融市场秩序,引发金融、经济危机,一如1929年的大萧条,至少当时的美国政府支持这种观点;又如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但这存在争议,起码美国政府和多数经济学家并未完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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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混业经营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指控”,德国一直不认同,因为德国一直坚持全能银行制度,全能银行并非导致危机的原因。而美国经济学家怀特在1986年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大萧条期间宣告破产的银行占比为26.3%,但其中207家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破产比例只有7.2%,即15家。而且这15家破产银行的证券投资基本都在总资产的10%以下,说混业经营是导致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欠缺说服力。当初美国政府认为混业经营是导致大危机主要原因的指责很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认为分业经营有助于提升金融体系弹性,他举例,“1987年股市崩盘后,实体经济未受影响,因为商业银行在股市大跌中毫发无损。1990-91年的银行业危机中,证券市场起到了缓解信用紧缩的作用,因其并未受到银行业危机影响。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业危机和股市危机互相影响,拖累整体经济下滑。”其例证的问题在于,前两次危机,无法证明混业经营会比分业经营的表现更差,而对2008年金融危机,他也承认,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华盛顿互惠银行、全美银行(Countrywide)都是纯粹的投资或商业银行。而不能忽视的是,正是因为允许银行混业经营,纾困措施才得以迅速出台并实施,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的收购和美国银行对美林的收购,对金融体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在这一层面上说,混业经营的制度安排,确实对金融稳定有着积极的正面作用。

至于质疑者对混业经营是否能提高金融体系运转效率的质疑,花旗集团前CEO约翰·里德认为,花旗和旅行者的合并不算成功,主要是因为两种文化没有很好地融为一体,一种文化或盖过另一种文化,造成银行未能给经济带来足够效益。但这次合并或许只是个特例,从并购理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并购企业文化不兼容的问题,未能产生正的聚合效应,反而互相制约了原有业务的发展,并不能佐证对混业经营能提高效率的质疑。

混业经营是否更有效率,可以从各国政府的选择一窥端倪。在08年金融危机前,欧美以混业经营为基础的发达金融体系,运行效率较以分业经营为基础的中国金融体系明显要高,这基本已成共识。即便在金融危机后,欧美加强了对金融业监管的同时,却仍坚持了混业经营的金融模式,而受危机波及较小的中国也仍在逐步扩大混业经营的“试点”范围。

*对中国实行混业经营的思考*

从理论上来说,混业经营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在不同业务板块之间可以施行交叉销售,丰富业务种类,深入挖掘客户价值,减少运营成本,增强客户粘度、抵御金融脱媒的同时,增加金融机构收益,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转效率,从而更有效的支持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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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例,一旦对商业银行的投资限制放开,银行可以自己行使投行、信托、券商资管或基金子公司职能,将减少目前同业金融创新的“通道”环节,理论上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参与到国企改革进程中,投资国企股权,参与国企资产重组,促进国企公司治理,在降低国企债务杠杆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资产的安全。

如前所述,对金融体系实施混业经营的改革似乎是大势所趋,是符合时代潮流的,那么是否中国就可以无后顾之忧的顺势而为了?显然不是。

汲取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和中国1993年股市秩序紊乱的教训,全面实施混业经营,首先要确保以股市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有足够的纵深,简单来说,就是要足够大,能够承受混业经营所带来的银行资金的冲击。当然,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可仿效沃尔克规则,严紧信贷资金入股市的同时,禁止银行进行股票自营交易,仅允许在严格监管之下从事做市交易。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监管,提高监管能力,完善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协调与合作。行业风险和个体风险或许可以分散,但若遇到系统性风险,如08年金融危机,则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在事前加强监管,与经营方式并无太大关系。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从监管角度来看,是1999年混业经营正式放开后,美国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对美国五大投行和金融创新缺乏有效监管所致。这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政府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五大投行模式不复存在,创新的衍生品市场被严格监管的原因。从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看,因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若不加强监管,可能反而会成为他们趋险的动力。

从世界银行和IMF关于金融体系改革的研究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进行利率自由化、混业经营等金融改革的时候,经常引发不同程度的银行业危机乃至金融危机。若这些国家又恰巧在放开资本账户管制,那么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更高。不巧的是,这些都是中国正在经历的。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5年3月在不同场合中强调,2015年年底大概率完成利率市场化并开放资本账户。这非常值得警醒,多项金融改革叠加,如果制度建设欠周全,金融监管能力又跟不上,金融危机或将成为现实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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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近年来蓬勃发展却又给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的互联网金融,其实就是混业经营的一种创新,而这又恰恰是个监管盲区,直至现在都没有一部监管法案出台。而在具体监管层面,除了明确央行牵头外,也没有落实到具体某一个部门。与之相似的还有迅速发展的各种金融创新产品,跨市场的交易往往产生监管协调上的困难。2013年虽然建立了“一行三会一局”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人民银行任召集人,但实际公开的会议次数寥寥,实际效果可想而知。目前的监管格局,难以形成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混业监管体系,恐难以适应金融体系混业经营的全面放开。

由此可见,中国金融体系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演进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必须循序渐进,配套的“基础设施”要先行。首先,股票市场的纵深化要加强,要避免大起大落。其次,借鉴欧美经验,保障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最后,金融监管体系需变革,人民银行应仿效美联储,实现货币政策权和监管权的统一;监管资源应加强整合,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可考虑变革为金融监管委员会制度,以加强监管协调力度,提高混业监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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