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句《琵琶记》中的名句放在如今的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办主任刘鹤身上，似乎颇为合适。

3月19日，刘鹤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这位长期幕后智囊终于走上台前。当媒体的焦点都聚集在这位新副总理的身上时，不由得让人想起五年前那个春夏之交，那个刘鹤初露峥嵘的日子。

201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访华，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多尼隆时，指着身旁一人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彼时，刚刚升任中财办主任的刘鹤并不为外界所知。不过在上述细节被外媒披露后，刘鹤的身影开始显现在大众眼前。

足智的学者风

刘鹤有着浓郁的学者风范。他是中国人大的高才生，也曾在新泽西州的塞顿·霍尔大学学习商业，并在哈佛大学的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回国后的刘鹤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信息中心等部门任职。期间曾撰写了《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等知名论文，并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作为国家的高级智囊，刘鹤在早期参与了中国早期的产业政策制定，也参与了“八五”以来数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或规划的编制，以及多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刘鹤曾以学者的身份表示，跟踪实践变化、归纳和升华为理性表述，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这是经济学界的社会和历史责任。

坚定的改革派

刘鹤是个不折不扣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早在1994年，刘鹤就提出，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实现小康水平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内生性需要，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调。

2007年、刘鹤对智利和阿根廷进行了访问，又相继研究了拉丁美洲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地的贫富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腐败等问题。

刘鹤指出，拉美出现问题的第一步，是发展战略一度失误，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然后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对穷人承诺给予高福利，但政府没有财力支持，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2008年9月17日，雷曼兄弟破产两天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派出一位顾问与美国方面进行会面，此人即为刘鹤，而美方代表则是他的校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

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刘鹤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是危机的主要原因。

刘鹤指出要树立底线思维，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五年后，“底线思维”被习近平在重要会议上引用，称“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务实的行动者

改革与务实，看似矛盾却又和谐统一。刘鹤既重视市场经济，也强调政府监管的必要性。

在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面对着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刘鹤强调，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

刘鹤认为，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强调监管的改革派，似乎颇为少见。对此，刘鹤曾表示，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

而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刘鹤如是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