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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推断正确，在逆周期发挥作用期间，CFETS指数仍面临一定上行空间；为应对不断增加的结汇需求，监管层或需适时引导人民币贬值，关键时刻让大行出面“推一把”，来分化因结汇需求导致的汇率偏强走势。
及时分化单边预期，可避免汇率超调引发短期资本明显流入，对去杠杆终极目标形成干扰。
1月人民币兑美元从2017年底的6.5120元到升破6.29元，单月涨幅3.5%，创下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最大月度变化值，人民币汇率再次吸引市场目光。机构除了不断调高年度预期之外，也纷纷对本轮行情和未来走势发表各自看法。
市场总结本轮人民币强势的最大外部因素和直接因素是美元弱势，本身美国政府大有引导美元弱势的意图，而欧洲央行(ECB)紧缩预期可能持续支持欧元强势，直至政策真正落地，中期美指可能仍面临一定调整空间。
而人民币强势的内部支持因素是中国经济强于市场预期的韧性，加上监管退出常态式干预，对强势人民币的容忍也在强化市场的看涨预期。
人民币兑美元一个月超过2,200点的升幅，很显然让那些持汇者更为不安，当然对购汇者而言则意味着更合适的价格，结汇和购汇需求在快速变化面前显得异常纠结，导致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成交亦持续萎靡。
对参与者而言，他们都在等一个“合适的出手机会”，人民币若能迎来一定幅度调整，势必结汇需求会快速放大，而这时就会出现国际美元反弹，而人民币因为结汇导致调整幅度不够甚至不调整的情况。
这时，若大行不在关键时候出手“推一把”，结汇需求会导致市场价处于偏强水平，根据定价机制，第二日中间价亦会偏强，这势必加剧市场看涨人民币情绪，并累积顺周期的“羊群效应”。
若启动逆周期过滤，则会推高CFETS指数，但结汇需求仍可能限制人民币的调整幅度，导致逆周期效果打折扣。特别是在市场预期较为一致、累积需求无法有效出清时，单靠中间价微调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这时大行可适度出手打破僵局。
当然，这可能会小幅增加外汇占款。但需要指出的是，监管层即便适度出手，也是意在分化单边预期，并非追求某个具体价位，可预期外汇占款即使有一定增量，绝对数额也不会很大，外汇占款料不会再次成为国内流动性投放的手段。
比较不好的情况是，在国际美元反弹时人民币不跟随调整，而在国际美元下跌时人民币又继续上行，升值效应不断累积，可能吸引短期资本流入，强化升值压力，进而陷入升值怪圈。如果流入较多，还会弱化去杠杆的终极目标，对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形成干扰。
在市场层面，起码应在美元反弹时适度推低人民币汇率，较高的弹性可化解市场一致性行为，增加未结汇头寸和短期流入资本的结汇时机判断成本，减少一致性行为，进而分化单边走势。
中金宏观团队估计2014年至2017年累计结汇外汇头寸高达4,000-7,000亿美元，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后劲可期”，且通胀“韧性”有望确立，预计中国将再现外汇流入，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人民币“空头平仓”交易有很大空间。
另外根据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数据看，最近六个季度外资持续流入中国，而中国对外投资经历监管引导之后出现明显回落。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年初曾撰文指出，2017年前三季度的短期资本流出已经大幅下降，流出压力也大为缓解，而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跨境资本流动状况改善的关键。
在政策层面，有必要适时调整“促流入、控流出”的资本流动政策为“量入为出”，甚至转向“控流入、促流出”。例如2016年5月外管局推出的扩大流入，增加外汇供给，综合头寸管理举措，和2013年5月的相关举措完全相反，若后续短期资本出现明显流入，则综合头寸管理可能重新转向2013年的限制流入的举措。
当然也可以增加流出，毕竟这和人民币国际化思路相符，比如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本输出。
中国商务部稍早前数据显示，去年全年累计实现ODI(对外直接投资)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则稳步推进。
